基于WTP和WTA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分析研究
1 引言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生產、生活活動對資源特別是水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然而，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往往忽視了水環境容量及其質量變化所導致的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破壞，出現了一系列諸如水資源短缺、水質污染、河道斷流、地下水位下降等水資源、水環境問題。同時，由于流域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管轄區域，上下游之間常常因為水資源的開采、分配與利用所引發的利益沖突，導致了跨行政區域的水生態環境污染、破壞甚至是安全等問題，這已經成為我國流域生態環境管理所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生態補償(Eco-compensation)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利益關系的公共環境經濟政策。構建流域生態補償制度，實施中央政府及下游受益區地方政府對流域上游地區的補償政策，可以理順流域上下游區域的生態關系和利益關系，加快上游發展，減少地區災害，促進全流域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然而，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理論研究與具體實踐中，生態補償標準計算的原則確定、方法選擇以及模型構建則成為了本領域學術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內容之一。因此，本文將在實地調研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通過選擇條件價值評估法(CVM)，比較分析遼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補償意愿(WTA)，來探索我國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相關理論關鍵問題。
2 文獻綜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一些國家開始了流域生態補償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并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1990年開始德國對易北河流域進行生態補償，整個項目的完成共花費約2000萬馬克[1]。澳大利亞通過聯邦政府的經濟補貼來推進各省的流域綜合管理工作。美國政府則采取了水土保持補償機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地區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區做出環境貢獻的居民進行貨幣補償，例如紐約市通過投資上游Catskills流域實施生態效益補償與其建立清潔供水交易[2]。Loomis討論了恢復美國Platter River的5種生態系統服務總經濟價值，并分析了支付意愿與受訪者WTP的社會經濟信息變量的相關關系[3]。Amigues對法國Garonne River河岸棲息地項目的支付意愿和受償意愿進行了研究[4]。Bienabe和Hearne對哥斯達黎加的居民和國外進行了意愿調查和CE分析，并建立了多項式邏輯斯諦回歸模型，結果表明：不同人群都愿意增加環境服務的付費水平[5]。Moran和McVittie對蘇格蘭地區居民生態補償的支付意愿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基于環境和社會福利目標居民有強烈的支付意愿以收入稅的模式參與生態付費[6]。Surender Kumar和Shunsuke Managi使用最優財政轉移理論研究了印度當地政府間提供環境公共服務供給的補償機制，政府間財政轉移將是一個合適的補償機制以協助地方政府通過內在化溢出效應來提供環境公共物品[7]。Ana Villarroya和Jordi Puig認為，在西班牙環境影響評價中的生態補償標準遠低于為避免環境資源凈損失所預期的標準[8]。Bedru Babulo Balana等人運用聯合分析法對土地擁有者的偏好進行了評估，以提高肯尼亞中部Kapingazi河的流域服務供給[9]。Gert Van Hecken等人對當前當地財政的環境服務支付(PES)的需求方進行了調查，并評估下游用戶的意愿支付(WTP)，在上游集水區土地擁有者保持流域清潔的情況下改善自來水品質[10]。
我國對生態補償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理論探索性研究為主。一些學者認為，既然生態補償以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為基本原則，因此，將對生態服務價值的準確測度視為其核心內容，并以此作為制定生態補償標準的主要理論依據。其中，張志強、徐中民等人調查了黑河流域居民對恢復張掖地區生態系統服務的支付意愿(WTP)，得出恢復張掖地區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效益每年至少在2246.28萬元以上[11]。徐大偉等人采用支付卡(PC)方式對鄭州居民對改善黃河流域生態系統的平均支付意愿進行調查和測算，初步估算出鄭州地區居民對黃河流域生態系統服務的總支付意愿值[12];蔡邦成等人以南水北調東線水源地保護區生態建設一期工程為研究對象，從機會成本的角度分析總成本，提出了由生態服務效益分擔生態補償成本的補償標準[13]。徐健等人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對各主體是否愿意實施相應的措施進行博弈分析之后，得出了各補償主體的最優納什均衡策略[14]。李懷恩等人基于模糊數學模型的水資源價值計算方法，測算出南水北調中線陜西水源區的生態補償量為80.046億元[15]。段靖等人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探討了流域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與需求均衡的條件，建立了流域生態補償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與方法，提出了基于分類核算的機會成本計算方法[16]。張樂勤采用模型研究、文獻研究、調查研究、對比研究等方法，估算了基于生態服務價值、機會成本、水資源市場價格、條件價值等計算方法下安徽省秋浦河的生態補償標準[17]。魏楚、沈滿洪基于污染權角度，采用機會成本法和水資源價值法，構建一個基于計量經濟學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測算模型[18]。李青等人應用CVM的方法，對居民和旅游者就天目湖流域生態補償支付意愿進行問卷調查，并對最大支付意愿公式進行改進和測算[19]。李超顯采用開放式和支付卡問卷方式對湘江流域居民的生態補償支付意愿進行問卷調查和價值評估，其結論是居民對湘江流域綜合整治生態補償的平均支付意愿為70.32元/(月·戶)[20]。禹雪中等人提出以成本和價值作為補償標準核算方法分類的依據[21]。嚴黎等人選擇支付意愿法對東江流域水源保護區生態補償標準進行了計算分析[22]。張韜運用機會成本法對西江流域水資源生態服務系統價值進行簡單評估[23]。劉強等人運用生態保護成本法和條件價值評估法，分別從流域水源地保護方和下游受益方的角度對東江流域生態補償標準進行測算，并依據下游用水量對補償金進行分攤[24]，等等。
因此，我國對生態補償的研究正逐漸由宏觀研究轉入到定量化研究[25]，而目前我國對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實證研究主要是應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作為基礎性的研究工具。但是，從現有文獻來看目前對遼河流域的生態補償標準研究甚少，并且沒有給出具體的補償標準測算依據與基本原則。對此，本文在對國內外現有流
域生態補償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以遼河流域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遼河源頭的福德店和遼河入海口的盤錦進行了實地調查研究，運用CVM方法對遼河流域居民生態補償的意愿及其支付水平進行了探索性研究，重點利用了非參數估計模型和參數估計模型測算出遼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值(WTP)和受償意愿(WTA)，旨在為我國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制定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提供政策性理論依據。
3 研究區域現狀
遼河流域是我國北方重要的經濟區域之一，也是我國水資源最為短缺、水污染最嚴重的地區。遼河位于我國東北地區西南部，東經116°30'-125°47'，北緯38°43'-45°之間，是我國七大江河之一。全流域面積為21.96萬k，地跨吉林、內蒙古和遼寧兩省一區。遼河為樹枝狀水系，東西寬南北窄，由遼河和大遼河兩個水系組成：一為東、西遼河，于遼寧省昌圖福德店匯流后為遼河干流，經雙臺子河由盤錦入海，干流長516km;另一為渾河和太子河，于三岔河匯合后經大遼河由營口入海，大遼河長94km。遼河流域在遼寧省境內流域面積6.9萬k，其中耕地面積1.97萬k，占流域土地面積29.31%;森林面積2.56萬k，其中天然林占2/3。然而，根據近年來《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數據顯示，在我國七大水系中遼河水系總體為重度污染，河流水質處于連續嚴重污染狀態。這為開展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建設提出了現實需求。
4 研究方法
4.1測算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方法選擇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確定的依據之一是確定流域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Davis于1963年首次應用CVM研究了美國緬因州一處林地的游憩價值，之后大量學者開始運用CVM估算環境資源價值。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CVM被用于評估各種公共物品及相關政策的效益[26]。目前，CVM是可以用來評估環境物品和服務的非使用價值的唯一方法[27]。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通過模擬市場，揭示人們對環境改善措施的最大補償意愿(WTP)，或對環境惡化的最小受償意愿(WTA)，其核心是直接調查詢問人們對環境產品的支付愿望，并以支付愿望來表達環境產品的經濟價值。與市場價值法和替代市場價值法不同，CVM不是基于可觀察到的或預設的市場行為，而是基于被調查對象的回答[28]。
4.2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紹了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性和意義，向受訪者提供回答問題的背景信息;第二部分是調查問卷的主要部分，即通過問項向受訪者了解其對遼河流域生態補償的支付意愿(WTP)和補償意愿(WTA);第三部分是受訪者個人的社會經濟基本信息，包括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
4.3調查實施
本次調查共發放226份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220份。在問卷調查過程中，為保證樣本的有效性，調查采用面對面調查的方式。調查地點選擇了東西遼河的交匯地點，即遼河干流的源頭—福德店，和遼河流域入海口—盤錦市。調查時間為2010年7月下旬，歷時5天。
5 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5.1受訪者基本信息統計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26份，回收有效問卷220份，無效問卷6份，有效問卷占97.3%。
利用SPSS16.0軟件對受訪者的社會經濟特征變量進行處理，得到的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5.2受訪者支付意愿(WTP)分布
盡管遼河流域居民對生態補償概念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對遼河流域上游居民的生態保護行為進行補償，但是在該由誰補償也就是補償主體這一問題上，受訪者的回答還有一定的分歧。從經濟學來說，任何理性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心理。所以，如果只進行WTP的調查，很容易低估某種物品的價值，因此為了較為準確地確定遼河流域居民對流域生態服務的非使用價值的定位，在進行WTP調查的同時，也進行了WTA的調查[27]，目的在于通過結果的對比和印證來提高評估結果的可信度，避免以往研究中出現的只調查WTP做帶來的誤差。
本次問卷中的WTP估值問題如下：如果您是遼河流域上游地區生態環境的破壞者或下游地區水資源保護的受益者，您愿意每年最多拿出多少錢來支持遼河流域生態補償這一計劃?(存在兩種情況：上游發展經濟破壞水質，下游為改善水質而支付成本，上游需要補償下游;上游犧牲經濟發展保護水質，下游由此受益，下游需要補償上游)
(1)≤10元，(2)11～20元，(3)21～30元，(4)31～40元，(5)41～50元，(6)51～60元，(7)61～70元，(8)71～80元，(9)81～90元，(10)91～100元，(11)101～150元，(12)151～200元，(13)201～300元，(14)301～400元，(15)401～500元，(16)501～1000元，(17)1001～1500元，(18)1501～2000元，(19)>2000元(具體數額_____元)
對于區間值，根據統計學的合理性，采用了每個區間的中值來代替[28]，2000元以上根據試訪中對于相關問題的回答采用出現頻率最高的2500元作為代替。因此，經過對受訪者的支付意愿WTP進行分析整理，得到累計頻率分布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所有受訪者中，有80.91%的居民愿意支付一定的費用作為生態補償的費用，同時19.09%的居民不同意支付即支付意愿為0。根據CVM對0WTP的處理技術，0WTP的存在是符合零消費等經濟學原理的。從問卷的統計分析來看，對于受訪者不愿意進行支付的原因，部分人認為這種支付不能改善遼河流域環境惡化問題，還有部分人并不清楚為什么不同意支付。
另外，本文還對同意支付費用的受訪者愿意采取的支付方式進行了調查，結果如圖1所示。其中，34%和30%的受訪者愿意選擇交納現金和生態環境稅的形式來支付，17%和18%的受訪者還選擇了交水電費和義務勞動工的形式來支付。
5.3受訪者補償意愿(WTA)的范圍及其分布
本次問卷中的WTA估值問題如下：如果您是遼河流域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受害者或上游地區水資源保護的貢獻者，您愿意每年接受的補償金額是多少?(同上)
(1)≤10元，(2)11～20元，(3)21～30元，(4)31～40元，(5)41～50元，(6)51～60元，(7)61～70元，(8)71～80元，(9)81～90元，(10)91～100元，(11)101～150元，(12)151～200元，(13)201～300元，(14)301～400元，(15)401～500元，(16)501～1000元，(17)1001～1500元，(18)1501～2000元，(19)>2000元(具體數額___元)
本文得到遼河流域居民的補償意愿分布情況如表3所示。其中，在所有受訪者中，有78.18%的居民愿意接受一定的費用作為生態補償。同時，還有21.
82%的居民不同意接受補償即存在0WTA，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不是遼河流域生態破壞與環境惡化的受害者，對遼河流域水資源及生態環境保護沒有做出貢獻，或者認為補償不應該給個人和家庭，應該由相應的單位組織接受集體補償。
本文同樣對接受補償費用的受訪者愿意采取的補償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如圖2所示。其中，44%的受訪者更愿意接受現金補償，28%和22%的受訪者還選擇了財政補貼和稅費減免的形式來接受生態補償。
圖1 不同支付方式所占比例
6 WTP與WTA的數據分析
6.1 WTP與WTA的非參數估計
如果不考慮受訪者基本特征等相關變量的影響，WTP與WTA的期望值可以運用下面的模型計算得出：
6.2 WTP與WTA的參數估計
一般情況下，受訪者在選擇自己的意愿投標值時，或多或少都會受到自身特征的影響，如性別、年齡、職業、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的影響。考慮到相關變量的影響，本文采用最大似然函數估計法估計投標值與代表受訪者特征信息和環境物品屬性的變量之間的關系，選擇支付意愿或受償意愿中點值的對數正態分布作為被解釋變量[28]。
如果考慮受訪者基本特征等相關變量的影響，WTP的期望值可以運用下面的模型計算：
WTA的期望值同樣運用下面的模型估算：
7 結論與建議
7.1結論
本文以遼河流域干流源頭-福德店和入海口-盤錦兩地為調研地點，運用CVM方法對遼河流域居民的WTP和WTA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利用非參數估計法，估計出當地受訪者的支付意愿(WTP)為125.09元/(人·年)，補償意愿(WTA)為196.35元/(人·年);在考慮受訪者基本特征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利用參數估計方法，估計當地受訪者支付意愿(WTP)為161.43元/(人·年)，補償意愿(WTA)為350.51元/(人·年)。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利用參數估計法還是非參數估計法，得出的支付意愿和補償意愿之間都有較大差距。對此，本文選擇了受訪者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償意愿(WTA)兩者的平均值作為遼河流域的生態補償標準，即在非參數估計方法下，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為160.72元/(人·年);在參數估計方法下，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為255.97元/(人·年)。這樣通過同時測量受訪者的WTP和WTA，并進行平均值處理，可以較為真實地反映受訪者的實際支付意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單獨測量受訪者支付意愿(WTP)以作為生態補償標準制定依據所帶來的補償金偏高問題。
7.2建議
本文在對遼河流域居民生態補償支付意愿和補償意愿進行測算的基礎上，分析并確定了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理論值。然而，如何更好地建立遼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則需要相關政策作為實施的制度保障。為此，本文提出三點政策性建議：
(1)建立混合式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政府應將橫向轉移支付和縱向轉移支付結合起來，一方面政府通過財政縱向補貼的方式給予流域環境做出貢獻者或流域環境受害者一定數量的經濟補償;另一方面，政府應堅持“誰污染誰補償、誰收益誰支付”的原則，將污染方或受益方的經濟收益通過橫向轉移支付的形式支付給相應的受污染損害方或流域生態環境貢獻者。
(2)實現流域生態補償方式的多樣化選擇途徑。在實地調研中發現，受訪者除了選擇現金這種單一的補償形式外，還提出了其他多種選擇方式。例如，在具有受償意愿的受訪者中，分別有28%和22%的受訪者選擇財政補貼和稅費減免的形式來接受生態補償;在具有支付意愿的受訪者中，分別有30%、17%和18%的受訪者選擇了生態環境稅、水電費和義務勞動工的形式來支付。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應順應當地居民的生態補償意愿，制定并提供多樣化的生態補償方式，來完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3)健全和完善公眾生態參與制度。為了使當地居民能夠積極參與到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工作中，政府應該不斷完善公眾參與制度。例如，遼河流域居民可以通過聽證會制度，參與政府關于流域生態治理方面的相關決策，并相應地提出符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公民意愿的具體意見和政策建議。這樣不僅可以保障當地居民的生態環境知情權，還可以強化公眾的參與和監督，更有利于對遼河流域實施全面的生態環境綜合防治與水資源保護的長效機制建立。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