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中國生態環境史（下）
四、動植物變遷與區域沙漠化
歷史 上的動植物，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歷史地 理學 家長期以來已進行了相關 研究 。動植物分布變遷顯示了其他 自然 環境要素的變化及生物對這一變化的反應;在人類歷史時期，也反映了人類活動對其程度不等的干預過程及人類生存環境的變化，所以也構成了人與自然關系一部分，是生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 內容 。
有關歷史時期森林分布變遷的成果為數甚多，歷史地理學家長期以來關注該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國歷史時期森林分布進行長時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不斷變化，原來森林茂密的地區到現在有的已經變為草原、甚至淪為沙漠。①文煥然分別考察了歷史上內蒙古、青海、新疆、兩廣南部及海南等地區的森林變遷。②近年來，學術界分不同區域、就不同時期、采用多種資料與 方法 進行具體探討。朱士光考察歷史時期華北平原等地的植被變遷，強調這一變遷與人類活動、氣候變化之間的內在關系。他指出，西周之前，華北平原北部為亞熱帶種屬的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南部則分布著亞熱帶落葉闊葉與常綠闊葉混交林;但西周以來，由于氣候變得冷干及人類活動的 影響 ，天然林幾近消失，華北平原南北均成為暖溫帶落葉闊葉林的分布區。③藍勇考察歷史時期三峽地區的森林演變，認為明清以前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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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史念海：《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 中國 歷史地 理論 叢》1991年第3期。
② 文煥然：《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重慶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歷史時期華北平原的植被變遷》，《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 科學 版)1994年第4期;《歷史時期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4期。
地區保持著很高的森林覆蓋率，明清以后由于人類不合理的開發導致其大規模的喪失，指出退耕還林，恢復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區域如秦嶺、黃土高原、祁連山區、福建等地均有關于該方面的論文。②關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動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糧食作物野生種質資源的地理分布與特點，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麥的地理分布及其 規律 ，闡述了保護野生種質資源的緊迫性。③還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種木材及薪柴供應對環境的影響。如明代長城沿線森林的采伐與禁伐，長安、北京城的薪炭供應，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等等。④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變遷的同時，大多強調人類活動對生態植被的負面作用與維護生態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為鑒，保護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對于植物分布變遷而言，歷史時期動物分布及其變遷的研究者較少。文煥然等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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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藍勇：《歷史時期三峽地區森林資源分布變遷》，《中國農史》1993年第4期;《歷史時期中國楠木地理分布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時期黃土高原植被與環境》，王守春主編：《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5輯，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嶺森林的歷史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 第1期。李并成：《歷史上祁連山區森林的破壞與變遷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壞與水土流失》，《中國 社會 經濟 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國主要糧食作物野生種質資源地理分布》，《作物學報》1999年第4期。
④暴鴻昌：《明代長城區域的森林采伐與禁伐》，《學術交流》1991年第3期;龔勝生：《唐代長安城薪炭供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期，龔勝生：《元明清時期北京城燃料供銷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1期;藍勇：《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動物、揚子鱷、孔雀、鸚鵡、亞洲象、大熊貓、馬、驢、雙峰駝、犀牛等動物的地理分布與變遷狀況進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討這一變遷的各種原因。①在該領域，珍稀動物受到格外重視。何業恒等研究指出，大熊貓近200年來的瀕臨滅絕，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開墾土地，使得大熊貓向高海拔地區遷移，出現食物的種類與數量減少、大熊貓近親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國鼉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廣泛分布，而到了東周至西漢時期則從這一區域相繼退出。廣泛分布是由于當時氣候溫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適宜于這些動物棲息繁育，后來退出除了氣候變得冷干之外，還與黃河中下游地區人口增多、植被減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關系。②何業恒的《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叢書》堪稱這一領域的集大成著作。該叢書對我國165種珍稀野生動物在人類歷史時期的分布狀況、遷徙或滅絕等進行系統考察，并將這一變遷與自然環境演變、社會經濟的 發展 及其區域差異聯系起來進行 分析 ，是作者集20余年潛心研究的結晶。③另外，藍勇、劉正剛等分別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動物分布的變遷情況，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護這些動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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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煥然：《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重慶出版社1995年。
②何業恒：《大熊貓的興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期。周躍三、何業恒：《試論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國鼉在黃河中下游的絕跡》，《第四紀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業恒：《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 科技 出版社1993年;《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珍稀獸類(II)的歷史變遷》，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并參朱士光：《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奠基之作——評《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叢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經驗與教訓。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變為沙漠景觀則出現沙漠化。關于沙漠化的含義，董光榮等將其定義為，“原非沙漠地區出現以風沙活動為主要標志的類似沙漠景觀的環境變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區環境條件的強化與擴張過程”。②該方面在侯仁之等開創性研究的基礎上，近年來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國主要出現在北方，學術界分別就各區域進行探討。例如，李并成通過對河西走廊個案分析，就干旱區域沙漠化的規律性 問題 展開探討，指出干旱區域沙漠化主要發生在內陸河流下游，沙漠化過程的途徑主要有就地起沙、風蝕綠洲、流沙入侵和沉積物掩埋綠洲四種，并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發生逆轉;河西走廊綠洲邊緣的植被破壞在西漢大規模開發之前即已存在，唐與西夏破壞更大，明清時期的破壞也引起了嚴重的沙漠化。③陳育寧則探討了寧夏地區的沙漠化情況，認為干旱多風、近百年氣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鋼等通過對塔里木盆地南緣自然與人文因素的分析，認為當地生態環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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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藍勇：《清初四川虎患與環境復原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3期;藍勇：《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討》，《歷史地理》第12輯;劉正剛：《明清南方沿海地區虎患考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2期;劉正剛：《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4期;劉正剛：《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蘇志珠、董光榮：《中國土地沙漠化研究現狀及問題討論》，《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歷史地理學的幾個理論問題—以我國河西走廊歷史上的沙漠化研究為例》，《地理科學》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4期。
④ 陳育寧：《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歷史演進考略》，《寧夏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
遷的因子中， 自然條件決定了演變的特征與基礎，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導作用，而人類活動是最活躍的因素，在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還是人為因素，學術界的分歧較大。一種意見認為是人類活動。如楊根生指出，中國北方的沙漠地區在歷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貿通道，沙漠化除了氣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如破壞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資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認為，歷史時期塔里木盆地環境惡化是由自然因素與人類活動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導地位，主要表現為人為改變水資源的地域分布與對植被的破壞。③另一種則認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結果。如烏蘭布和沙漠等，有人認為是由于西漢時期屯墾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認為，該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漢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黃河改道與湖泊干涸，而不是人為原因。④賈鐵飛等人也認為，歷史時期以來烏蘭布和沙漠風沙活動主要受自然環境變化的制約，沙漠化過程是自然因素為主，人為因素為輔，后者只是一個疊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榮等人就北方沙漠化過程及其原因進行分時段分析，其觀點是：一萬年前，人類活動對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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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鋼等：《塔里木盆地南緣自然與人文歷史變遷的耦合關系》，《地理學報》2000年第2期。
② 楊根生：《中國北方沙漠化地區在歷史上曾是“水草豐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國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爾遜·哈斯木等：《人類活動對塔里木盆地歷史時期以來環境變遷的影響》，《新疆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趙淑貞、任世芳：《歷史時期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環境變遷》，《中國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賈鐵飛等：《歷史時期烏蘭布和沙漠風沙活動的沉積學記錄與沙漠化防治途徑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環境的影響甚微，沙漠化出現或逆轉主要是受萬年以上尺度的氣候變化所控制;近2 000年來，人類因素的作用在加強，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氣候波動;20世紀，沙漠化雖然受到數十年或數年尺度的氣候干濕作用與人類活動的共同影響，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愛長期以來從事沙漠研究與實地調查，詳細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過程與影響;關于沙漠化的成因機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論，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現象又社會現象，是人類活動作用于自然的結果，歷史時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②
在沙漠化研究漸趨深入的同時，綠洲學也逐漸興起。黃盛璋就綠洲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內容和意義作了系統論述，呼吁大力加強該方面的研究。③謝麗以樓蘭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為背景，對樓蘭古國和漢唐時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綠洲農業及其影響進行分析，建立“綠洲廢棄周期”理論模型。④李并成運用考古學和地理學的方法，實地調查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化區域，揭示綠洲沙漠化區域的若干特征、形成過程及內在機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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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榮等：《中國北方半干旱和半濕潤地區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愛：《沙漠考古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愛：《中國北方沙漠化的原因與對策》，山東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黃盛璋：《論綠洲研究與綠洲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④ 謝麗：《綠洲農業開發與樓蘭古國生態環境的變遷》，《中國農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化的調查研究》，《地理學報》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災害及疫病史
自然災害是自然界的異常變化對人類造成的損失與傷害。在人類社會之前實為自然現象而已，在人類歷史時期則成為災害，它反映了人類的生存環境發生改變并對生產、生活造成明顯影響。同時社會對災害也有一系列被動或主動的反應，受災程度除了與自然災害的強弱有關外，還與自然、社會環境存在密切關系。例如同樣是降水量異常，生態植被好壞、水利設施優劣、社會救濟制度完善與否等等則會產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災害引起饑饉、造成災荒，或誘發疫病;有的則未必或未必如此嚴重。自從人類出現以來，有些自然界的異常變化部分來自于人類活動的干預，因而災害往往是自然與人為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歷史上的自然災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
災荒是傳統史學的重要內容， 現代 意義上的災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現端倪，竺可楨、鄧拓①是該方面的開拓者，兩人不同知識背景及研究風格的差異，對此后的災荒史研究路徑與側重點產生了深遠影響。
20世紀末以來的有關災害史研究概況，學術界相關綜述已有專論，②這里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發表成果進行全面 總結 ，在此僅圍繞分析視角與若干學術成果舉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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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楨：《直隸地理的環境和水災》，原載《科學》第12卷12期(1927年)，此據氏著：《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鄧云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
②例如：吳滔：《建國以來明清農業自然災害研究綜述》，《中國農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來國內明清社會救濟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4期;閻永增、池子華：《近十年來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綜述》，《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卜鳳賢：《中國農業災害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2期;朱滸：《二十世紀清代災荒史研究述評》，《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對各種災害本身及發生規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實到某個自然或行政地域與若干朝代。華林甫依據清代地方官員關于洪澇災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題刻等史料，考察長江三峽地區水旱災害發生的規律，認為長江流域水旱災害發生頻率大，危害嚴重，而水災更為嚴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過對唐代關中地區自然災害研究，認為該地區自然災害暴發的階段性特征極為明顯，地震活動的活躍期和穩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現的，風災、水災和旱災的發生則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特征。②另外，王雙懷對明代華南、張建民與卞利分別對明清江漢地區與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災害等進行考察與分析。③區域災害、災荒史已有系列論著出版，④此不贅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災荒專題論著。⑤這類分析類型的論著在災害史研究中最為普遍。
近年來，學術界加強了對歷史時期災害發生頻率、周期、地域范圍等方面的數理統計，
①華林甫：《清代以來三峽地區水旱災害的初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及其影響》，《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③王雙懷：《明代華南的自然災害及其時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張建民：《明清時期的洪澇災害與江漢平原 農村 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災害及其治理對策》，均載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災荒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來自然災害與福州社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鈞科：《北京歷史自然災害研究》，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災荒與饑饉：1840—1919》，高等 教育 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種災害的發生特點與變化趨勢。例如，陳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來我國重大氣象災害的發生頻率分布，發現11世紀之前是低發期，11—12世紀之后迅速增多，經兩峰兩谷于19世紀之后進入群發期;氣象災害群發期均在數百年氣候變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陜西隋朝至民國時期水澇災害的類型、頻次、周期、階段、區域差異等進行數理統計與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歷史時期、災害類型等得到了明顯加強。例如，元代的災害史學術界以前較少探討，王培華等對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種災害進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時空分布規律;統計發現元代蝗災暴發具有11年與60年周期，這與太陽黑子活動周期有關，與學術界通常認為的蝗災無周期性、韻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風暴潮，又稱風暴增水、氣象海嘯，是由強風作用與氣壓劇變等引起的海面水平異常升降現象，以前的研究討論也很少。潘鳳英研究歷史時期江浙沿海特大風暴潮，認為從唐代以來其發生有增多趨勢，除了經濟中心南移之后對該方面的記載重視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與小冰期的氣候變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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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家其：《近二千年中國重大氣象災害氣候變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變暖與中國旱澇災害大勢的初步分析》，均載《自然災害學報》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陜西歷史水澇災害發生規律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1期。
③王培華：《試論元代北方蝗災群發性韻律性及國家減災措施》，《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王培華：《元代北方雹災的時空特點及國家救災減災措施》，《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2期;王培華：《元代北方水旱災害時空分布特點與申檢體覆救災制度》，《社會科學戰線》1999年第3期;王培華：《元代北方桑樹災害及國家對策》，《殷都學刊》2000年第1期;王培華、方修琦：《1238—1368年華北地區蝗災的時聚性與重現期及其與太陽活動的關系》，《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4期。
氣象異常等存在對應關系;這種災害的年際變率較大，其暴發與臺風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轉速度周期變化與太陽黑子活動周期的影響。①許炯心研究黃河流域歷史上的泥沙災害的宏觀分布規律，指出發生頻率與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間關系密切。②
在災荒的成因方面。從學理上講，學術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視人為原因，但在具體分析中存在不同側重點。災荒的成因比較復雜，往往以不同類型、時期、地域等自然與社會條件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例如李德民、周世春雖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認為社會原因即吏治腐敗是陜西近代旱荒發生的最主要與最終原因。③王日根討論明清時期蘇北水災的成因，認為黃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發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導向是主要原因;馬雪芹從旱、澇、蝗、鹽堿、風、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時期河南自然災害的發生情況、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對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壞和水利事業的衰落是當時自然災害頻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災害的暴發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常常出現惡性循環，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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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風英：《歷史時期江浙沿海特大風暴潮研究》，《南京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5年第1期。
②許炯心：《黃河下游歷史泥沙災害的宏觀特征及其與流域因素及人類活動的關系》，《自然災害學報》2001年第2期、第3期連載。
③李德民、周世春：《論陜西近代早荒的影響及成因》，《西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時期蘇北水災原因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2期;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災害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
態失衡導致災害發生，而災害又使得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從而使災害進一步加劇。①災害則直接涉及到國家的相關政策法令，以前人們多從 政治 制度、階級斗爭等方面尋找原因，批判統治者腐敗無能、救災不力，百姓死于災荒。近年來關于荒政的某些觀點已發生變化。例如，李向軍在系統考察的基礎上，認為清代的荒政已發展至中國古代的鼎盛階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國的魏丕信對清代的荒政進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紀中葉直隸救災為例，對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進行考察與評估，充分肯定當時國家在救災過程中的組織與效率、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正面作用;不過作者也指出，18世紀大規模地官方賑災活動到嘉慶朝之后逐漸難以實行，救災越來越依賴地方慈善事業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經濟、也有組織方面的原因。②
應該承認，在總體上就 目前 的災害史研究現狀而言，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取向還是有所側重的。前者多強調自然災害的地球物理、化學以及生態系統自身變化，分析災害的成因、周期并預測其未來變化，以達到防災、減災的目的;③后者則重視社會因素與災害過程，試圖以災害為視角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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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態環境破壞與災荒頻發的惡性循環：近代中國災荒的一個歷史教訓》，《人民日報》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軍：《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設與社會效果》，《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譯：《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并參中文版《前言》，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請參陳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澇災害的太陽活動背景》，《災害學》1992年第1期;陳家其：《全球變暖與中國旱澇災害大勢的初步分析》，《自然災害學報》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討清末災荒與辛亥革命之間的關系。①王振忠將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聯系起來，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區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從自然災害與洋務運動之間的關系來把握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特點、規律與后果。他還系統地研究了民間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之間的多重互動關系。③吳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區賑濟活動，分析其與地方倉儲、 交通 水平、宗族、地方社會構成之間的緊密聯系，認為當地基層賑濟之所以長期存在實得益于其與當地社會資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區賑濟也反映了地方社會職能的多元化與地方社會組織的重新組合。④如此等等。
災害史研究的技術方法、資料建設也受到學術界的注意，推動了災害史研究。例如鄭景云等嘗試建立歷史時期旱澇指數序列， 卜風賢探討農業災害史料災度等級的量化方法。⑤王靜愛等使用“受災比”概念即流域內受災縣域占整個流域縣域個數的比例，通過對清代中后期水災的統計，指出黃淮海地區“受災比”最高，向南北逐漸減少;“受災比”月變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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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災荒與辛亥革命》，《歷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歷史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以近600年來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為例》，《復旦學報》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從清末災害群發期看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條件>》、《中國早期 工業 化階段原始積累過程的災害史分析》，分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中華書局2000年。
④吳滔：《清代江南社區賑濟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⑤鄭景云、張丕遠、周玉孚：《利用早澇縣次建立歷史時期旱澇指數序列的試驗》，《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鳳賢：《中國農業災害史料災度等級量化方法研究》《中國農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顯差異，南方的峰值多出現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這與雨帶的南北推移有關。①在資料及工具書方面，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水利電力部主持編輯的清代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韓江流域、海河灤河流域等洪澇災害史料集。李文海、張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關資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異常并對人類產生明顯影響是自然災害，人身出現異常或相互傳染則為疫病。疫病史長期以來基本局限于醫學、公共衛生界探討研究，近10余年來，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為新的學術熱點。③研究的思路與方法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分析疫病時空分布。龔勝生等指出：近2 000年來，由于人為因素和氣候變化，我國瘴病的分布范圍具有逐步南移的趨勢;關于中國歷史上的疫災分布，魏晉南北朝與明清時期是發生的高峰期，與社會的治亂相關，在千年與百年尺度上，疫災的多少與氣候的冷暖成正相關;在疫災的空間方面，城市多于鄉村，區域開發過程與人地關系演變對疫災發生有重大影響。④關于明清時期的傳染病，梅莉等認為，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災荒與戰爭、山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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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靜愛、方偉華、徐霞：《中國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災受害比動態變化及風險評估》，《自然災害學報》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張波等：《中國農業自然災害史料集》，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從社會史的視角對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具體可參閱余新忠：《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紀以來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10期).這里僅與環境變遷相聯系進行簡單勾勒。
④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地理學報》1993年第4期。龔勝生：《中國疫災的時空分布變遷規律》，《地理學報》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動是影響明代傳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時期的瘴病分布與變遷，除與氣候本身的變化有一定的關系外，與人口增長、土地開墾、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改變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而惡性瘧疾分布區的曰益縮小，正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從而使自然環境優化的反映。①范家偉以古代嶺南為例，考察了地理環境與疾病及其認識方面的密切關系。②這種研究理路力圖揭示人類疾病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
主要考察病疫傳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別考察了中醫眼科、喉科發展簡史及猩紅熱病史與防治，詹心如、王文華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為傳染源的人間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紹了人痘接種術發展簡史，詹紹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發病區、疫病監測防治等方面歷史概況，為當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應對策。③這類研究人員大多是醫務、衛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視研究對當代疫病防治的作用與意義。只有個別人員也注意結合自然環境與社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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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貴：《關于明代的傳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貴、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布與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偉：《地理環境與疾病—論古代醫學對嶺南地區疾病的解釋》，《中國歷史地理叢》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醫眼科發展史略(1840—1949年)》，《中國中醫眼科雜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醫喉科發展史略》，《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爛喉痧(猩紅熱)病史考略》，《中華醫史雜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華：《青海省以染疫藏羊為傳染源的人間鼠疫流行史》，《中國人獸共患病雜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輝篇章——人痘接種術》，《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詹紹琛：《從福建鼠疫流行史看當前的鼠疫監測》，《中國地方病防治雜志》1994年第3期。
遷等方面來分析，例如，賴文、李永宸以現代流行病學為指導并結合中外 文獻 ，認為東漢建安年間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聯系到東漢末年的氣候轉冷，作者推斷這種流感應屬寒邪所致;兩人還將清代嶺南瘟疫流行放在當地歷史的縱向比較之中進行考察，分析瘟疫種類、分布等與人口增加、兵亂、經濟結構及中外交往之間的關系。另外，研究者還注意發掘傳統醫學史料，討論這類史料的研究方法與價值，評估中華傳統醫學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影響。①
主要探討疫病與生態環境、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這類研究當然也是建立在對疫病傳播史、生態環境的具體考察之上，②但這只是手段、基礎而非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與生態環境、社會變遷之間的有機聯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書詳細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會生態背景、時空分布規律以及社會各界的應對策略，將疫病研究與社會變遷有機地聯系起來。③杜家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為例，討論其影響及防治措施。①曹樹基通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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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賴文、李永宸：《東漢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論仲景(傷寒論)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專著》，《上海中醫藥雜志》]998第8期;李永宸、賴文：《嶺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會背景》，《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12月創刊號;符友豐：《論古籍疫史資料研究的方法和意義》，《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8年第7期;李禾、賴文：《羅芝園(鼠疫匯編)在嶺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價值》，《中華醫史雜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樹基：《地理環境與宋元 時代 的傳染病》，《歷史地理》第12輯;范家偉：《地理環境與疾病一論古代醫學對嶺南地區疾病的解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亂在中國的流行(1817—1821)》，《歷史地理》第17輯。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萬歷、崇禎年間華北鼠疫大流行情況，探討其與生態環境、人口變化等方面的關系，指出明末華北社會變遷可視作生物圈變遷的一部分，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李玉尚、曹樹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戰爭時期的傳播情況，認為戰爭期間生態環境受到強烈干擾，人口大量流動，加速了鼠疫傳播，因而戰爭也是一場“生態災難”; 鼠疫流行模式的異同反映了各地社會結構與生態環境的異同;社會轉型不僅僅是一個社會概念，而且是一個生態概念;近代中國的變遷，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的變遷。②李玉尚還具體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區流行情況及官方、民間的防治措施及其變化。19—20世紀前期云、粵、閩三省鼠疫流行期間，面對這一傳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與民間均為無效應付，民間采取隔離、消毒等措施作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現代防疫措施;近代民眾與中醫對鼠類活動及患者癥狀已有相當的認識，但尚未達到將其與其他傳染病區別這一高度;民國期間疾病特別是傳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雖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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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②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時期的鼠疫流行與人口死亡——以近代廣東、福建為例》，《史學月刊凈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樹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華醫史雜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樹基：《18—19世紀的鼠疫流行與云南社會變遷》及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均載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傳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終未遏制急性傳染病、產婦及嬰幼兒疾病對人口造成的嚴重影響。①等等。
六、 生態環境與 中國 歷史 文化
在以上的探討中，主要是從某一生態因子或 自然 景觀來探討自然環境的演化史及其與人類活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另外，還有一些 研究 成果主要是從多種因子或生態系統來 分析 生態環境與人類 社會 之間的有機聯系。這里謹就研究的思路與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環境、生態變遷及其原因。就自然環境諸方面進行系統考察的論著數量較多，既有較大區域的，也有針對某一較小范圍;既有縱向的大跨度綜論，也有針對某朝某代細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區展開考察，探討金代至民國時期人類活動及對自然環境產生的作用與 影響 ，分為人口變化、土地墾辟及植被破壞、河流變化、自然災害等方面：于希賢從森林、城池、動物、飲食、水資源、積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歷史自然環境變遷。②程遂營研究唐宋時期開封的生態環境，認為以12世紀為界，城市社會 經濟 的 發展 及其所處的生態環境前后不同，此前開封城生態環境優越，此后則逐漸惡化。③史念海系統考察歷史時期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就河流的侵蝕、側蝕、下切、堆積、流量，黃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云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眾和醫生對鼠疫的觀察與命名》，《中華醫史雜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國時期西北地區人口的疾病與死亡——以新疆、甘肅和陜西為例》，《中國人口 科學 》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環境變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于希賢：《北京市歷史自然環境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淪叢》1995年第1期。
③程遂營：《唐宋開封生態環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原的發育、生態環境演變及其治理等進行了深入分析。①趙岡則勾勒探討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的變化。②
由于邊疆、山區及生態相對脆弱地區環境變遷比較顯著，故近年來的不少論著就這些地域的生態環境進行探討。如在北方地區：梁四寶、李心純分析了明代“九邊”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環境 問題 ，指出明代在北方邊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積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資源遭到極大破壞，也加劇了該時期黃土高原的環境惡化。③陳可畏進一步指出，(晉陜蒙)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遙遠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處是荒山禿嶺、千溝萬壑，主要是宋代以來違背自然 規律 、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結果，特別是明清以來，盲目的大規模毀林墾荒，從山坡一直開墾到山原，導致水土流失嚴重，環境迅速惡化。④王廣智認為晉陜蒙接壤區環境惡化是秦漢、唐宋、清末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幾次大規模屯墾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區。藍勇對歷史時期云、貴、川三省經濟開發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變遷、野生動物衰退滅絕、熱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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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趙岡：《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寶：《明代“九邊”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問題》，《山西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李心純：《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劇的禍根：明代的軍屯與九邊屯墾所導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④ 陳可畏：《晉陜蒙黃土高原及鄰近地區歷史時期農牧變化、上地開墾與環境關系研究》，王守春主編：《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5輯，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廣智：《晉陜蒙接壤區生態環境變遷初探》，《中國農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與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增多等方面進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區及漢水流域，魯西奇進行了系統縱向考察;該地區晚近以來環境變化顯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興趣，近年的論文有明顯增加之勢，主要是從經濟開發、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態環境的諸多變化。②
在探討各地域生態環境變化的具體原因時，一般均有不同的側重點。有的強調人為原因、人類活動的影響。如吳敵認為，明清時期長江流域自然環境惡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墾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謂的“人口壓力”、移民及其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關系。④有的甚至強調漢代人為原因的明顯影響，如認為兩漢時期手 工業 特別是冶煉業、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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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藍勇：《歷史時期西南經濟開發與生態變遷》，云南 教育 出版社1992年。
② 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 方法 ——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寶：《清代秦巴山區的開發與環境惡化》，《晉陽學刊》1994年第5期;陳良學：《湖廣移民與陜南開發》，三秦出版社1998年;鄒逸麟：《明清流民與川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問題》，《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耿占軍：《試論清代陜西的經濟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慶華：《試論清初中期川陜交界地區的開發與環境問題》《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陳小赤：《碑石所記明清時期漢中安康的環境問題》，《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其中張建民長期以來致力于該區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區資源開發特點述論——以秦嶺—大巴山區為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見清代后期陜南地區的水利問題與自然災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吳敵：《清代長江流域的農業開發與環境問題》，《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6期。
④ 汪潤元：《清代長江流域人口運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學術月刊》1994年第4期;龔勝生：《清代西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生態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 理論 叢》1993年第1期。
之風及戰爭是破壞生態環境的主要社會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為誘因的同時，亦把自然環境自身的演變納入考察視野，指出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黃土高原等地植被變化、沙漠化、水系變化直至環境惡化的兩個基本因素，例如他與唐亦功的文章，探討了2 000年來，絲綢之路沿線各地理單元自然因素演變(黃土高原的自然侵蝕、河流側蝕及自然災害等)與人類因素變化(人口增加、過度開墾、植被減少等)對環境變遷的影響。他 總結 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總體上，在揭示某一區域生態環境變遷時既重視人類活動之影響，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變化的作用;探討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變遷相互影響與制約關系。②
生態環境變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人類活動作用于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也制約、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例如關于絲綢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歷史時期塔里木盆地的環境變遷后認為，塔里木盆地的消長與環境的變化關系密切，環境的變化是絲綢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黨通過對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和安陽殷墟三地的生態復原，考察生態環境對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產生的影響。④王建革從生態視角分析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經濟變化，他認為：在傳統社會末期，生態壓力削弱了鄉村親和內聚力，增加了強制內聚力，從而嚴重制約了鄉村新生產關系的發展：華北農業的發展不是“過密化”，而是一種生態變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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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業新：《兩漢時期災害發生的社會原因》，《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區絲路沿線自然地理環境變遷初步研究》，《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黃土高原地區環境變遷及其治理·自序》，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歷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區環境變遷和 政治 經濟地位的變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黨：《生態環境對商代都城的影響》，《殷都學刊》1999年第3期。
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態系統的制約，歷史上的過度人口增長和生態破壞使中國的發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體歷史事件方面，曹樹基認為生態環境的異常變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勝、王維強指出，人地矛盾、氣候異常所帶來的全國大范圍連年歉收，對太平天國的爆發起到特別激發作用。③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的變遷是互動的，有的論著即從這一互動過程展開討論，例如李民從地理位置、氣候、水文、地質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環境變遷，認為盤庚遷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為因素影響了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破壞又反過來加重了社會因素，如此惡性循環才迫使盤庚遷都。④
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調與交融。雖然近年來的大量論著均強調、討論人與自然的矛盾，但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絕非只是處于對抗、沖突的層面，也存在著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調與交融。例如，傳統的農業技術選擇與環境條件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蕭正洪綜合歷史地 理學 、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為例，就農業技術選擇同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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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華北鄉村的社會內聚及其發展障礙》，《中國農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華北的農業生態與社會變遷—兼論黃宗智“過密化”理論的不成立》，《中國農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生態學雜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勝、王維強：《人口壓力、氣候變化與太平天國運動》，《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態環境與盤庚遷殷>>，《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純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農業生態展開研究。②人類對荒茅之地的開發改造，既會出現稻香魚肥，也會導致禿山濁溪，如明清兩湖的農業開發使荊棘叢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觀為田成片、村鎮繁榮的人文景觀所代替，在山區伴隨著開發過程的卻是水土嚴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更是人類利用、改造自然并與之合諧相處的典范。④再以長安城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為例，史念海指出，漢唐以長安為都，故有其政治與軍事考量，但優良的生態環境是時人選擇長安、并使其成為雄偉瑰麗都城的重要原因，這是天時、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認為，西漢歷史發展證明，以長安作為都城是因為當地優越的生態環境，而西漢中央政府對京畿附近的重視也對關中的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起到了積極作用。⑤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是處在一種相互影響的過程之中，人類既改造環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須適應環境。自然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之間也存在緊密聯系，馮賢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會為例，對此進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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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蕭正洪：《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純：《黃河流域與綠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農業生態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5期。
④ 該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來的論文如賴作蓮：《論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的發展》，《農業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漢唐長安城與生態環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漢關中地區生態環境特征與都城長安相互影響之關系》，《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⑥ 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來，一些學者重視并探討生態環境與文化習俗之間的關系。葛劍雄撰文，論說并呼吁學術界應全面正確地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文化的影響。①于希賢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風演變為例，分析環境變遷與文學思潮更迭之間的對應關系。②李心純從漢唐長安的歲時習俗，分析當時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探討環境變遷與習俗傳承之間的關系。③王玉德、張全明等通過對中國歷史上生態文化、生態文化與其他文化及社會變遷互動關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的發展軌跡、生態與文化的內在聯系。④張曉虹重視橫向比較，她詳細地考察了陜西文化地理的區域差異，并分析其原因及機理，揭示出自然環境具有文化現象的地域分異機制這一功能。⑤
七、中國歷史上的環境保護
如前所述，中國古代存在著“天人合一”觀念與“三才”理論，歷史上的環境保護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另外，針對晚近或區域的生態失衡、環境惡化，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類是不會熟視無睹的，因而存在著各種層次的、各個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環境保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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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劍雄：《全面正確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復旦學報》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賢：《地理環境變遷與文學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晉南北朝文風演變與地理環境關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純：《漢唐長安的歲時習俗與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張全明等：《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上下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⑤張曉虹：《文化區域的分異與整合——陜西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年來學術界主要是從以下展開分析的：
考察不同時期的環境保護措施及環保行為，分析時人的環境認識水平。張建民指出我國有關自然保護的思想早已產生，先秦以至兩漢，先哲們的思想緊緊圍繞生物資源的保護、持續利用而展開，且往往與宣揚社會倫理道德結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則、規律比擬社會秩序，視天道與人倫為同一：魏晉以后則更多地注重資源破壞的影響;資源、環境意識決定于資源、環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認為先秦人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相當深刻，其保護生態平衡的經驗，已達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過分析秦漢時期存在的環境問題及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漢環境保護是構筑秦漢社會文明大廈的重要組成部分。③陳業新強調秦漢時期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和諧統一的思想已引起時人重視，并已提出保護土地、林業、動物資源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生態保護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漢時期的護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則先后發表文章就秦代、漢代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環境保護思想、機構、立法和建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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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建民：《論傳統農業時期的自然保護思想》，《中國農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時期的生態環境保護》，《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漢環境保護初探》，《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陳業新：《秦漢生態 法律 文化初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秦漢時期生態思想探析》，《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漢時期的護林造林育林制度》，《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
進行研究，揭示中國環境保護思想的發展軌跡。①鄒逸麟以秦、漢時期為例，探討了我國古代環境意識產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環境行為及其后果，強調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環境意識。②劉華從環境保護機構及建設、森林資源保護、生物資源和水資源利用與開發等方面對唐代的環境保護情況進行考察。③張全明、劉華分別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環境保護，認為宋人在保護生物資源時具有鮮明的 時代 特色，既自覺而明確地采取保護措施，又帶有朦朧模糊的生態意識。④明清時期的環境保護也有系列論文。楊昶則先后發表文章對明人的生態觀念及有關環境保護的政治舉措和政令律令進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趙珍重點分析西北地區清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指出面對不斷惡化的環境，當地人的環保意識亦逐漸增強，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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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論秦代的環境保護》，《黃淮學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論漢代的環境保護》，《河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論魏晉南北朝的環境保護》，《史學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鄒逸麟：《我國古代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編委會：《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劉華：《我國唐代環境保護情況述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④ 張全明：《論宋代生物資源保護》，《史學月刊》2000年第6期;張全明：《論宋代生物資源保護及其特點》，《求索》1999年第1期;張全明：《簡論宋人的生態意識與生物資源保護》，《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9第5期;劉華：《宋代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⑤ 楊昶：《明代的生態觀念和生態農業》，《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1期;楊昶：《明朝有利于生態環境改變的政治舉措考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楊昶：《明政令對生態環境的負面效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列相應措施。①羅桂環、舒儉民則縱向考察了中國歷史時期的人口變遷與環境保護。②
發掘利用古代 文獻 、遺址及碑刻資料，考察其中所蘊涵的環境保護。古文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時期，論著大多認為這些典籍蘊涵著豐富的環境保護思想，指出中國自古以來都非常注重“天人”關系，主張“天人合一”。例如，陳瑞臺對《莊子》，郭文韜對《月令》，胡遠鵬、宮玉海對《詩經》、《山海經》，田齡對《周禮》以及屠承先對《鹽鐵論》，鄭學檬對《狀江南》詩組，高玄英、趙文姝對《聊齋志異》的考察分析。③葉坦就宋代帝王詔令中所包含的生態環境思想進行分析，認為宋代社會生產發展和富國富民的時代要求，使當時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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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區地方官員的環境意識——對清代陜甘兩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年第1期;趙珍：《清代陜甘地區的森林生態保護意識和措施》，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4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羅桂環、舒儉民：《中國歷史時期的人口變遷與環境保護》，冶金工業出版社1995年。
③ 陳瑞臺：《〈莊子〉自然環境保護思想發微》，《內蒙古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郭文韜：《〈月令〉中的生態學思想初探》，《古今農業》2000第1期;胡元鵬、宮玉海《從〈詩經〉、〈山海經〉看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文史雜志》1999年第5期;田齡：《試論〈周禮〉的環境保護意識》，《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屠承先：《〈鹽鐵論〉的環境思想及其對當代的啟示》，《杭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鄭學檬：《從〈狀江南〉組詩看江南的生態環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趙文姝：《從〈聊齋志異〉看蒲松齡的環境保護意識》，《內蒙古學刊》1996年第5期。
者在關系農業生產、組織合理經營、保護生態平衡方面較其它朝代具有明顯進步。①倪根金、梁中效與陳小赤、胡同慶等或利用碑刻資料，或利用遺址殘存來探討相關時期、部分地域的環境保護。②
歷史上的環境保護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例如，僅從上文提及的論著可以發現，關于宋代的環境保護水平、宋代與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漢的環境保護水平，學術界的觀點反差很大。如何正確看待、評估中國歷史上的環境保護、水平及環保歷程，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 問題 與應加強的方面
從上文可見，近年來大陸生態環境史 研究 取得了可喜成績，各個學科采用多種 方法 考察 歷史 時期的生態環境，努力揭示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與有機聯系。 中國 生態環境史研究具有廣闊的 發展 前景，環境史專家伊懋可說到：“似乎在未來幾年內將可見到更充分發展的環境史研究出現于大陸”。④面對成績與前景，也應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與需要加強的方面，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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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葉坦：《宋代帝王的 經濟 觀：君主詔令所反映的保護生產與生態的思想》，《中州學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護林碑研究》，《中國農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護林碑知見錄》，《農業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陳小赤：《碑石所記明清時期漢中安康的環境問題》，《漢中師院學報》1999年第2期;胡同慶：《初探敦煌壁畫中的環境保護意識》，《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參本書的《清代至民國時期陜西南部的環境保護》部分。
④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第21頁。
(一)加強學科整合，促進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生態環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 社會 科學 與 自然 科學的有機體。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原本應具備多學科的學術素養與知識，但從我國的 教育 體制及研究者的經歷考察，真正具有這一知識結構者恐怕還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往往從歷史 文獻 的找尋與解讀出發，來探討晚近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大都十分強調其中人為因素及其負面 影響 ;而自然科學工作者則一般從實驗 分析 、數理模式入手，討論歷史時期包括文獻記載之前的自然環境變遷，大多強調自然環境自身的演變 規律 及非人為因素的影響。 目前 除了個別方面與學術小群體之外，學科之間的溝通不夠。各種方法均有自己的優勢與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誤差小、或連續性強，一些學者正是注意跨學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學術界關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應繼續加強聯合研究與學科之間的整合，進行學術對話與綜合研究，推動中國生態環境史建設。
(二)正確把握生態環境變遷及其原因、環境變遷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程度，深入揭示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系。由于當今現實生活中的環境惡化、有些片面追求經濟利益而破壞環境，某些環境史論著也存在過分強調歷史時期環境惡化及人為因素影響的傾向。生態環境演變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自身的演變規律，自從有了人類以后，人類活動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 現代 社會其影響力愈益顯現，但這只是環境演變的眾多誘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也有自己的范圍、程度與方向，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從，因此不能不加區分地將人類作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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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張德二就十分重視歷史文獻，該方面的專題論文如：《中國歷史文獻中的高分辨古氣候記錄》(《第四紀研究》1995年第1期)、《中國歷史文獻檔案中的古環境記錄》(《地球科學講展》1998年第3期)等。
態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當然，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為人類可以破壞、不重視環境的理由與借口。應該明晰，人類處于生態系統之中，是其中的一個鏈環，人類無法超越生態環境的演變規律而為所欲為，否則必將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另外，當今環境惡化是全球性問題，但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生態環境也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區都趨于惡化，不能因為一些地區人為導致的環境惡化而無視人類合理干預、適度開發對維護生態平衡的積極意義。同時也不能因為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存在制約而認為所有的歷史現象、事件也受到制約，處處標榜此乃環境所致，把人類歷史描繪成一個近乎“自然”的過程。生活其中，人類社會當然與當時的生態環境存在聯系，但這并不等于說任何事情都與環境存在必須聯系，例如據資深學者的研究，長期氣候變遷與糧價即無明顯關系，冷期未見上升，暖期亦未見下跌。①因此，兩者之間有無聯系、是什么樣的聯系、相關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體分析，深入揭示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有機聯系與互動關系是生態環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題。
(三)繼續推動實證研究與 理論 建設。多年來，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與共識之一是學者們普遍認識到環境演變的區域差異性。在竺可楨等前輩科學家的開拓性研究基礎上，還有許多領域、許多區域需要我們去開拓、去扎實研究，而現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觀點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資料的發掘力度與認識深度方面還難盡人意。此外理論建設還存在嚴重不足，不少研究還停留在敘述史實這一層次之上，從而制約、影響了生態環境史的研究。因此，應該大力借鑒海外及其他學科知識，推進生態環境史研究中的理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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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業鍵、黃瑩玨：《清代中國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與糧價的初步考察》，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強學術史、學術動態與研究理路分析，重視資料積累，積極推進生態環境史研究。現在史學界不少論著增加了生態環境的相關 內容 ，以所謂的生態環境為背景，但所描述的環境卻是當代或是晚近的情況，與其所要論說的歷史時期存在較大差距。當然某些環境因素在一定時期幾乎沒有變化，如地形地質，但氣溫降水則未必。不少區域研究論著還是以竺可楨70年代實際60年代已經完成的論文為基本依據，不求甚解，信息滯后，將所謂的氣候變化與社會經濟變遷相聯系，但竺文是就全國的基本情況而言，而且以“冬季溫度的升降”作為基本指標。現代氣候研究證明，各區域的氣溫變化包括歷史上的冷暖變化存在著遲早高低之分，季節間的氣溫變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趨勢，比如某年冬季異常寒冷并不意味著該年春季的平均溫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簡單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節氣候指標宋分析另一季節的農業生產。資料是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基礎，目前除了個別環境指標外，對歷史上的生態環境史料還缺乏系統整理;而且現在常用的資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問題。①如果還單純利用某一資料進行分析，特別是利用某一存在嚴重缺陷的史料進行分析，盡管分析手段先進、精確度高，但其結論的正確性還是無法保證。因此今后應花大力氣進行資料的收集與鑒別，利用多種資料與多種途徑進行分析，建立中國自己的生態環境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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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偉：《利用歷史文獻資料研究華南氣候變化問題芻議》，《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參本書的《 臺灣 故宮“史館檔”與〈清史稿·災異志〉》部分。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問題我們自己在 學習 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嚴重，但發現、承認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對推進生態環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對近年來大陸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簡單勾勒與感想，既不是嚴格的學術史回顧，也不能作為相關研究的檢索之用，只是涉及幾個主要問題、研究思路與相關成果而已，在這里掛一漏萬是事實而不是謙詞。對論著的選擇也是圍繞著生態環境史研究、重視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論題中是否包含生態環境一詞卻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學教授邁克爾·威廉斯所說，“在作品上貼上學術標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強調共性以及每個學科對人與自然怎樣互動這一中心問題的貢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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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邁克爾·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馬寶建、雷洪德譯：《環境史與歷史地理的關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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