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中國生態環境史（上）
自地球誕生以來就有了全球環境的變化，這一變化可大致歸因于各種物理、化學以及后來才出現的生物過程的相互作用。人類出現之后，各種 自然 的與人為的因素共同塑造和改變著生態環境，后者逐漸成為 影響 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而且這種影響力在 現代 社會 愈益顯現。在生態環境自身演變的 歷史 上，人類既有可能是幸運兒，也有可能是受害者。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地球生態系統的一個因子，人類在利用、改造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同時反饋于人類——既有可能報答、施惠于萬物之靈，也會對災難的始作俑者施以報復。為了更好地認識當今的環境狀況則需要追溯其 發展 變化的歷史，而人類社會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因此，無論是基于現實的還是歷史的，生態環境史都有理由成為重要的 研究 部分。
一、 全球視野下的生態環境研究進程
若干年來，伴隨著 工業 化與 經濟 增長，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的消費需求亦得到很大滿足，但同時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銳減、不少物種滅絕、淡水資源短缺、綠野變為沙漠、環境趨于惡化。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社會現實，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臨的 問題 ，只是存在區域差異而已。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成為人類力圖與環境合諧相處、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抉擇，也應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理念與責任。20世紀后期與本世紀初，環境問題曰益受到人們關注、生態環境史研究方興未艾。這一局面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現實與歷史背景。
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這一理念的形成經過了數十年時間，其中既有民間的推動，也有政府的參與。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該書通過對污染物遷移、變化特別是濫用殺蟲劑后果的描寫，向人們闡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動物、植物和人類之間的密切關系。該書指出，“地球上生命的歷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污染這一罪惡的鏈環在不斷地傳遞轉移，環境污染及其惡果實際是人類自己創造的惡魔。該書喚起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逐漸重視，以致有人認為其出版標志著“生態學 時代 ”的開始。①1972年，羅馬俱樂部公布《增長的極限》研究報告，該報告由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領導的研究小組完成， 分析 世界人口、工業發展、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五種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認為以當時的人口與工業增長發展下去，世界將面臨“崩潰”，解決問題的 方法 是限制增長即“零增長”。雖然該報告對未來的估算及解決問題的途徑消極悲觀，但所提出的經濟增長帶來環境污染卻引起了人們的思考與討論，從而加強了對生態環境的重視。②1981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提出必須從速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并給出了如下定義，“人類有能力使發展持續下去，也能保證使之滿足當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該報告強調，一個經濟發展的新時代“必須立足于使環境資源庫得以持續和發展的政策”。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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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遜(Rachel Carson)著，呂瑞蘭譯：《寂靜的春天》， 科學 出版社1979年，第6—7頁及《譯者的話》。并 參考 弗蘭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羅進德、薛勵廉譯：《〈寂靜春天〉續篇》，科學技術 文獻 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樹生等譯：《增長的極限》，商務印書館1984年。另一翻譯本為李寶恒譯：《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與此悲觀論相對應的則是樂觀論，如西蒙：《沒有極限的增長》(Julian L Simon著，黃江南、朱嘉明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起草，國家環保局外事辦公室譯：《我們共同的未來》，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2頁，第23—24頁。張志強等：《可持續發展研究：進展與趨向》，《地球科學進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為此后的聯合國大會所遵循(參下文)，可持續發展也逐漸成為媒體頻繁使用、如今 中國 大眾亦接受的詞匯之一。
保護環境、加強生態環境研究也是各國政府的責任與義務。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文件。受秘書長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內·杜博斯執筆，在58個國家152位成員組成的通訊顧問委員會協助下提交了《只有一個地球》報告，從社會、經濟和 政治 方面探討全球環境的前途問題，喚起各國政府對環境特別是環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聯合國向全世界發出呼吁，“必須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確保全球持續發展”。②91983年第38屆聯大通過決議，成立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該委員會主席，并以“持續發展”為綱領，制定“全球的變革日程”。1987年，第42屆聯大通過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交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實現持續發展的長期環境對策”。③1992年6月，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和發展大會，把環境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樹立環境與發展相互協調的觀點與解決途徑，倡導“可持續發展戰略”。會議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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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內·杜博斯(Rene Dubos)主編，國外公害資料編譯組譯：《只有一個地球：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石油化學工業出版社1976年。
②張坤民：《可持續發展論》，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4—15頁。
③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編，國家環保局外事辦公室譯：《我們共同的未來·前言》。
《21世紀議程》兩個綱領文件，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協議。中國政府簽署了協議，并在會后提出了環境與發展10大對策，作為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行動綱領。1994年3月25日，國務院第16次常務會議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國家環保局為了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指導環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國環境保護21世紀議程》。①環境與發展成為各國政府對世界、對人類負責的最高級別的政治承諾。
生態環境(史)研究受到全球變化研究的直接推動。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世界各國、不同地區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為人類的共同家園，任何國家與地區均成為全球變化的一員。全球變化研究是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跨學科、綜合性、規模宏大的國際合作研究活動，涉及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該研究主要有：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和全球變化中的人類因素計劃(HDP或HDGECP)。世界氣候研究計劃1980年開始實施，由世界氣象組織(WMO)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ICSU)共同組織，主要研究氣候系統中物理方面的問題，并探討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1991年正式實施，由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組織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統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學與生物過程，以及人類活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變化的人類因素計劃由國際高級研究機構聯合會(IFIAS)、國際社會科學聯合會(ISSC)、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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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國家環境保護局：《中國環境保護21世紀議程·前言》，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年。
定、組織，是在社會科學界模仿自然科學界的大規模集體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導致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原因。1990年國際社會科學聯合會第18界大會通過了《全球環境變化中的人類因素計劃研究綱要》，指出該研究必須同時考慮人類活動對全球環境變化的作用及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的影響這兩方面 內容 。①可以看出，上述這些研究計劃各有側重點，但在關注生態環境變遷及其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系方面卻具有一致性。中國科學家積極介入全球變化研究計劃， 由中國的全球變化國家委員會(CNC-IGBP)組織協調。中國科學家正式立項研究全球變化問題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辦了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科學咨詢委員會第四次會議。②
生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也是中國學術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革新、交流、學科整合的產物。應該承認，在中國的歷史地 理學 、氣候學等領域，數十年來幾代人已進行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這些成果構成了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學術基礎。上世紀后期以來，生態環境史在海外特別是美國逐漸興起(參下文)，對大陸的生態環境史研究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近10余年來，大陸學術界的問題意識、學術視野也逐漸發生轉移。在史學界，由帝王將相轉向蕓蕓眾生、由自上而下轉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轉向長時段分析、由重視人與人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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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孫成權、張志強：《國際全球變化研究計劃綜覽》，《地球科學進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計劃遂更名為全球環境變化的人類影響國際研究計劃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簡稱IHDP)。
② 孫成權、陳曄：《中國的全球變化研究項目述評》，《地球科學進展》1995年第1期。孫成權：《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科學咨詢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簡介》，《地球科學進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時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①對生態環境的曰益重視也不局限于史學領域，其他學科也加強了該領域的開拓，出現了所謂的生態文學、生態經濟學、生態倫理學等等，而自然科學界對生態環境及其演變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漸將研究重心放在人類歷史時期之內并重視分析人為因素的作用與影響。在學科門類逐漸細分化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同學科的滲透與融合。在此形勢下，大陸學術界明顯加強了生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從不同學科、不同視角展開廣泛探討，開展國際合作，進行學科整合，試圖打破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畛域之分、發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與有機聯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類社會及其生存環境的演變 規律 ，生態環境史已成為學術前沿與新的學術增長點。
近年來大陸學術界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包括部分譯作)，有的雖未貫以生態史或環境史之名，但卻涉及歷史上的生態環境，這里擇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國年鑒學派對中國影響較大，如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唐家龍等譯：《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頁的篇幅來分析“環境的作用”。
②近年來也有相關的專題綜述，如張豈之：《關于生態環境問題的歷史思考》，《史學集刊》2001年第3期：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從生態 哲學 的角度進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對部分論著的敘述。這里試從主要觀點、問題意識與研究思路出發，對重要的學術積累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初步勾勒與分析。
一、 關于生態環境史的概念、 理論 及方法
迄今為止，生態環境史尚未形成統一的概念，各種論著所使用的名稱也不一致，如環境史、生態史、歷史生態學、生態環境史等等，理論與方法研究相對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點考察環境史在國外特別是美國的興起與學術淵源。例如，包茂宏從全球視野對環境史的興起、發展、理論、方法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分析，認為：“環境史的概念仍在發展變化中，其研究范圍不斷擴大”;“環境史是以建立在環境科學和生態學基礎上的當代環境主義為指導，利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上人類及其社會與環境之相互作用的關系”：他認為中國的環境史研究應分三步走，一是有選擇地 學習 和引介國外的理論成果和方法，二是實證研究中國的人與環境關系變遷史，三是從全球視野進行綜合分析論證，形成中國的環境史學派。①侯文蕙多年來翻譯了一系列相關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則追溯、 總結 其在中國本土的發展軌跡。例如，王子今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對20世紀中國生態史研究取得的進步及其意義進行分析;認為生態史學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對生態條件本身歷史的研究，另一個是生態條件對社會歷史之影響的研究，涉及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繼續深化理論建設和跨學科研究。③
關于環境史的性質，一種認為屬于歷史學范疇，是歷史學的一門新興學科。梅雪芹提出，“20世紀晚期在西方史學界興起的環境史，屬于歷史學科而非其他學科的范疇”;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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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國著名環境史專家唐納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草原》，三聯書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
為一門學科，環境史不同于以往歷史研究和歷史編纂模式的根本之處在于，它是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看待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可分別以“人類文明”、“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等關鍵要素將其與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相區別;中國的環境史研究和學科建設，要以辨證唯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理論和指導思想，充分借鑒西方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探討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整個人類文明史，形成馬克思主義環境史學研究范式;今后應重點研究歷史時期的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思想。①另一種認為，環境史是一種新視角，研究內容更加廣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納德·沃斯特的話說，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歷史具有更寬闊的視野，即把整個社會和全部人類活動放在自然和自然過程中來觀察。②還有一種認為，環境史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是歷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即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主要涉及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運用多學科知識，掌握多種研究手段，進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認為是交叉學科。環境史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興起的一個“新興學科”，是一門融生態學、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人類學、考古學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于“歷史學的交叉學科，帶有很強的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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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馬克思主義環境史學論綱》，《史學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環境史的研究對象不僅是人，還包括自然，所重點展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相互影響。①
一些研究者根據自己所長與研究體會提出相應的研究視角。行龍主張從社會史的視野，利用跨學科的方法和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進行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張從人口、資源、環境與災害等生態系統，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其變動過程來分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余新忠主張從疫病社會史或疫病醫療社會史視角，不僅研究疫病史、醫療本身，而且從此入手，研究人類歷史上的生存境況與社會變遷的軌跡。③圍繞著傳統人地關系理論展開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問世。當今國內外大多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但傳統中國卻存在人與自然合諧的觀念。吳承明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分析了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指出該學說認為自然界是整體合諧的，人類社會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間可通，消極可以轉變為積極，強調“天人合一”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意義。④李根蟠認為中國古代的“天人關系”論包含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論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這一關系，反映了中國傳統的有機統一自然觀，主張從“天人關系” 這一視角、從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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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侯文蕙：《(塵暴)及其對環境史研究的貢獻》，均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龍：《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研究》，《山西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災害、環境危機與中國現代化研究的新視野》，余新忠：《疫病社會史研究：現實與史學發展的共同要求》，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吳承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來揭示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①魯西奇評析了地理環境決定論、人地相關論以及或然論等人地關系學說，指出在思考人地問題時要重視“區域”觀念的方法論意義與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提出以典型的“區域鏈”及“流域鏈”來考察區域人地關系的演進過程，總結出人地關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錚等分別從人口地理分布、區域經濟與中國經濟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體分析了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明顯影響，他們認為，人地關系形成一個鏈，而資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環節，人是以群體特征來響應環境如氣候變化的，人地關系充滿了不確定性，是受到社會經濟與環境變化的多重影響，氣候變化雖是一個強大因子，但它卻不能產生確定性的影響。③
從文明觀與認識論的高度，有學者認為環境史既非環境決定論，亦非人類中心主義觀，而是一種生態中心主義觀，這在國外學者中比較突出。④在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問題的討論熱潮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哲學界、(生態)倫理學界也展開了關于“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走入還是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大討論。大多數學者從價值觀的角度，將人類置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認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是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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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與“三才”理論——為什么要討論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魯西奇：《人地關系理論與歷史地理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錚、張丕遠、周清波：《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兼論人地關系》，《地理學報》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劉耳：《當代西方環境哲學述評》，《國外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發展的環境倫理學基礎;也有人贊同生態中心主義。①
總之，大陸學術界在生態環境史的概念、性質、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實際海外也是如此，唐納德·沃斯特曾說到，“在環境史領域，有多少學者就有多少環境史的定義”。②但其中也有共同點：一是，均承認環境史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與研究意義;二是，均強調環境史要研究歷史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三是，均主張采取跨學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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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興：《人類中心主義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6期;楊淑華：《人類中心主義問題研究綜述》，《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6期;陳偉華、楊曦：《世界觀的轉變：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三、 歷史 氣候變化及相關 問題 1
一、 歷史氣候變化及相關問題
氣候是 自然 環境要素之一。氣候變化既是生態環境變遷的表現，也是引發環境變化的主要因子。歷史氣候在我國的 研究 起步較早，上世紀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楨、徐中舒、胡厚宣、王樹民等人已發表了若干學術論文。70年代竺可楨發表《 中國 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簡稱竺文)，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歷史氣候研究。竺文認為：仰韶和殷墟 時代 氣候溫和，年平均溫度高于當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時期變暖，這一溫和氣候一直持續至西漢;東漢趨于寒冷，并延續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紀初氣候溫暖;12世紀初氣候轉寒并延至14世紀，其中13世紀初、中期存在短暫溫暖;15至19世紀氣候寒冷，其中17與19世紀更為寒冷;近5 000年來最低溫度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氣溫擺動范圍1—2℃;在400至800年期間內，可以分出50至100年為周期的小循環。①
近年來，歷史 文獻 記載、物候、沉積、樹木年輪、積雪冰川、動植物分布、地衣測量、孢粉 分析 等資料 方法 得到廣泛 應用 ，研究成果逐漸增多，研究進一步深化，并有相關研究著作出版問世。②
竺可楨關于中國近5 000年來氣候冷暖變化的分析依據與具體觀點得到補充、修改與完善，某些觀點尚處于商榷之中。王紹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來的氣候，發現華北第一個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氣候在中國的區域差異。③于希賢研究認為，17世紀冷期的出現時間，比竺文的結論約早半個世紀，其變化幅度亦較竺文所說的1—2℃大得多;依據云南倉山山頂冰雪積融，并參照各個時期的物候狀況，于氏指出，倉山雪所反映的云南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在總體趨勢上與已有結論相似，但在具體冷暖幅度、出現時間上則呈現出區域性特點。④牟重行《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一書圍繞著竺文展開，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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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原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此據氏著：《竺可楨文集》， 科學 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頁。
②張丕遠主編：《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山東 科技 出版社1996年;文煥然、文榕生：《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③王紹武：《公元1380年以來我國華北氣溫序列的重建》，《中國科學〔B輯〕》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賢：《近四千來中國地理環境幾次突發變異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 理論 叢》1995年第2期;于希賢：《倉山雪與歷史氣候冷期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學術貢獻與基本觀點的基礎上，以翔實的資料與細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資料、觀點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張德二詳細地論證了中國存在中世紀溫暖期。②滿志敏提出了另一個歷史氣候變遷序列，即仰韶溫暖期、西周至西漢降溫期、魏晉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葉溫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認為公元600—1000年是溫暖期即所謂的隋唐溫暖期，學界亦有人通過物候等繼續予以論證，滿志敏指出，梅、橘、馴象等均不足以成為唐代氣候溫暖的指標，而有大量資料證明，8世紀中期氣候由暖轉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與明清時期的“小冰期”相比;滿氏關于西周至西漢降溫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紀溫暖期的看法，與傳統觀點有較大差距。③不過王子今辨析說，以秦漢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為依據而斷定“當時淮河每年凍結”、“氣候比 現代 寒冷”，難免有證據不足之嫌、缺乏說服力，竺文關于秦至西漢氣候“繼續溫和”、東漢“趨于寒冷”等觀點仍值得肯定.陳業新從農事、物候、干濕三個方面對漢代的氣候狀況進行歷史學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標是否適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陳氏認為，漢代氣溫與現在無大差異，西漢略冷而東漢稍暖，東漢末年急驟轉冷;兩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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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牟重行：《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氣象出版社1996年。
② ②張德二：《我國“中世紀溫暖期”氣候的初步推斷》，《第四紀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歷史地理》第8輯;《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歷史地理》第11輯;《關于唐代氣候冷暖問題的討論》，《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安徽 教育 出版社1993年，第1—52頁;滿志敏、張修桂：《中國東部中世紀溫暖期的歷史證據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張蘭生主編：《中國生存環境歷史演變 規律 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頁。
時期干濕相間。①唐代前后的氣候狀況及其變化在學術界的分歧較大。吳宏歧、黨安榮從唐長安馴象的史實入手，認為氣候的轉冷應大致在8世紀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這一時段氣候的轉冷只是溫暖期之中的氣候波動，傳統的隋唐溫暖期的劃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后來兩人又依據物候、動物分布、孢粉、雪線和海平面等相關資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溫暖期這一說法，并將其起訖年限修正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氣候相對寒冷。②藍勇認為，8世紀中葉的氣候確實有一個由暖轉冷的過程，但從當前總的研究看，唐代溫暖期的論證似乎更加充分。③費杰、侯甬堅基于歷史文獻記錄，認為唐代黃土高原南部地區并不表現為一個穩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氣候轉寒，以此為界，可劃分為相對溫暖且較穩定的階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對寒冷且波動頻繁的階段(公元800—960年)。④盡管學術界在戰國至漢代和隋唐時期的冷暖問題、中世紀是否存在溫暖期、溫度變化的幅度與速率、歷史氣候的變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竺文關于歷史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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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關于秦漢時期淮河冬季封凍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期;陳業新：《兩漢時期氣候狀況的歷史學再考察》，《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吳宏歧、黨安榮：《唐代長安的馴象及其反映的氣候狀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期;吳宏歧、黨安榮：《隋唐時期氣候冷暖特征與氣候波動》，《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l期。
④費杰、侯甬堅：《基于黃土高原南部歷史文獻記錄的唐代氣候冷暖波動特征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4期。
變化的基本輪廓，特別是關于冷期的判斷，是基本正確、基本準確的。①
近年來的大量研究進一步具體化，區域縮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樣，區域性、時段性氣候變遷研究得到明顯深化。例如，王紹武等重建了中國東北等10個區近400—1 000年的10年平均氣溫序列，并分析區域相關性與差異;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氣溫序列及其變化速率、35個站點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異常的空間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過對關中地區考古發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獻等資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該地區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溫、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漢前期暖濕、西漢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潤、唐后期至北宋涼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涼干、明清冷干等10個氣候變化時段。③鄧輝利用文獻中的有關早、澇、凍災記錄，對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區的歷史記錄進行復原，指出遼代該地區的干濕變化過程是，早期以干為主，中、晚期則以濕為主，1080年前后為氣候劇烈下降時期，比黃淮地區的變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則利用史籍資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氣溫記錄，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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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勝、方修琦、鄭景云：《中國歷史時期溫度變化特征的新認識——紀念竺可楨〈中國過去五千年溫度變化(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引者注)初步研究〉發表30周年》，《地理科學進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紹武、葉瑾琳、龔道溢：《中國小冰期的氣候》，《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王紹武等：《近百年中國年氣溫序列的建立》，《應用氣象學報》1998年第4期;葉瑾琳等：《近百年中國四季降水量異常的空間分布特征》，《應用氣象學報》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歷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鄧輝：《論燕北地區遼代的氣候特點》，《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氣候進入現代暖期的氣候變化。①何業恒對20種熱帶、南亞熱帶動植物的分布和興衰演變進行分析，探討了5 000年來華南地區的氣候冷暖和環境變遷。②葛全勝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距平變化序列，分析了冷暖變化幅度與階段性。③
近年來，區域性某階段的歷史氣候變遷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這里僅以秦嶺及其鄰近地區為例作一說明。在初春氣溫方面，劉洪濱、邵雪梅采用秦嶺冷杉年輪寬度重建鎮安公元1755年以來的初春溫度序列，并指出，當地初春溫度在1798年前后發生了一次較大幅度的降溫，前后溫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現降溫趨勢，1884年前后出現明顯的升溫;利用秦嶺樹木年輪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來1—4月份平均溫度，并分析了其變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現氣溫突變;兩人還利用樹輪重建秦嶺地區歷史時期初春溫度變化序列，考察了冷暖變化在秦嶺中東部的差異，結果顯示1773—1804年初春溫度相對較高，1805—1892年則相對較低且持續時間最長，秦嶺地區西部初春季節變冷與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嶺的中東部地區。④在干濕程度方面，劉洪濱等利用華山松樹輪寬度差值重建了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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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來的氣候與環境變遷》，《第四紀研究》1998年1期。
②何業恒：《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1期。
③葛全勝等：《過去20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變化》，《第四紀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勝等：《過去2 0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變化序列重建與初步分析》，《地學前緣》2002年第1期。
④劉洪濱、邵雪梅：《采用秦嶺冷杉年輪寬度重建陜西鎮安1755年以來的初春溫度》，《氣象學報》2000年第2期;劉洪濱、邵雪梅：《秦嶺南坡佛坪1789年以來I—4月平均溫度重建》，《應用氣象學報》2003年第2期：劉洪濱、邵雪梅：《利用樹輪重建秦嶺地區歷史時期初春溫度變化》，《地 理學 報》2003年第6期。
及周邊地區公元1500年以來初夏干燥指數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該地區初夏存在三次較為嚴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氣溫方面，鄭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漢中地區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氣溫序列，指出盡管兩地平均氣溫變化趨勢類似，但漢中“整個序列的波動幅度更大一些”。②這些細致、系統的考察分析，不僅大大地深化了區域氣候史研究，而且為探討該地區生態環境與 社會 經濟 變遷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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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洪濱、邵雪梅、黃磊：《中國陜西關中及周邊地區近500年來初夏干燥指數序列的重建》，《第四紀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鄭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與漢中地區年冬季平均氣溫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氣候變化的原因及其相關性。氣候變化是由多種因素引起的，近年來厄爾尼諾與南方濤動(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簡稱ENSO)引起學術界的廣泛興趣。ENSO是指 影響 全球的大氣與海洋循環變化的一種異常現象，簡單地說是強烈的海氣相互作用事件。③龔道溢、王紹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來我國東部四季降水與ENSO事件之間的關系，認為近百年來，ENSO與35個站點的平均降水量沒有關系;與一些地區秋、冬季節降水量關系顯著，厄爾尼諾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爾尼諾年(即拉尼娜年)則相反;與夏季降水量的關系不如秋冬明顯，厄爾尼諾年黃河以北有干旱趨勢;與春季降水量基本無關。在氣溫變化方面，ENSO對溫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年際尺度上，對于氣溫的長期趨勢與年代際變化率的影響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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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爾尼諾(El Nino)是指中東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層的異常增溫變暖;與此相應，若降溫變冷則為拉尼娜(La Nina)現象或稱反厄爾尼諾現象。南方濤動(Southern Oscillation)是指熱帶東太平洋與印度洋地區氣壓場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問題，還需分析人類活動、氣候系統內部變率、太陽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紀氣候變暖是氣候的自然變化還是因為人類活動的影響，他們認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張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來厄爾尼諾事件與我國夏季降水的空間分布特征，指出，厄爾尼諾年全國大范圍降水偏少，多雨地帶在東北、黃淮與廣東沿海，而干旱少雨帶在內蒙——甘肅與長江中下游一帶，此后的第一個非厄爾尼諾年則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爾尼諾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變化是，黃河、長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帶在南北位置與范圍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②聯系到歷史上的具體旱澇災害，如光緒三年我國北方干旱嚴重，滿志敏認為是由于東亞季風減弱引發季風雨帶的推進過程與降水特征發生變化，而后者正是由當時的ENSO現象引起的;氣溫冷暖波動也會導致海平面升降變化，如11至13世紀晚期華東海平面上升即與氣候溫暖存在對應關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遷移的主要原因是氣候的冷暖變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與明朝后期的種植北界比現代還要靠北。③天文現象、地質災害與氣候變化之間的關系。劉洪濱、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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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龔道溢、王紹武：《ENSO對中國四季降水的影響》，《自然災害學報》1998年第4期;龔道溢、王紹武：《近百年ENSO對全球陸地及中國降水的影響》，《科學通報》1999年第3期;龔道溢、王紹武：《近百年全球溫度變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學進展》1999年第5期;王紹武、龔道溢：《對氣候變暖問題爭議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張德二、薛朝暉：《公元1500年以來El Nino事件與中國降水分布型的關系》，《應用氣象學報》1994年第2期。
③滿志敏：《光緒三年北方大旱的氣候背景》，《復旦學報》2000年第6期;《中世紀溫暖期我國華東沿海海平面上升與氣候變化的關系》，《第四紀研究》1999年第l期;《歷史時期柑橘種植北界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復旦學報》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黃河1922—1932年枯水期，認為這與太陽黑子與ENSO現象有關;于希賢探討了長期氣候變化周期與地震活動周期的相關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2001年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中指出：20世紀全球平均地表溫度上升了0.6℃左右，冰蓋、冰川減少，海平面升高，而且這種趨勢還會繼續;“正如現代氣候模式預測的那樣，過去100年的變暖很可能是氣候自身的變化，過去1000年氣候數據的重建亦指出，這種變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過去50年觀測到的全球性氣候變暖主要由人類活動引起”;氣候變化對自然與人類社會系統產生了一系列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②
農牧過渡帶地區的氣候變化及影響。史念海指出，司馬遷規劃的碣石及龍門農牧分界線是適合生態環境的，過分超越這一界線就會破壞生態平衡;他特別考察了這一農牧分界線及其至隋唐時期的伸縮變化，半農半牧地區的農業與畜牧業(養馬業)生產及其興衰，關中漕糧供應地的轉移等等，認為農牧地區的變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轉衰。③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種，則是主要揭示人類活動受到自然環境變遷的限制與影響。鄒逸麟認為，15世紀初我國北部氣候轉寒，農耕無法維持衛所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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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洪濱、吳祥定：《黃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時空尺度分析》，《陜西氣象》1996年第6期。于希賢：《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周期性與中國地震活動期問題的探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
②孫成權、高峰、曲建升：《全球氣候變化的新認識——IPCC第三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概覽》，《自然雜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馬遷規劃的農牧地區分界線在黃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l期;《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演變及其影響》(上、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期、第3期連載。
的生存，所以才南遷至長城以內，可見這一內遷除了學術界以前所認為的 政治 原因外，還與自然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到18世紀前期，北方氣候一度轉暖，農牧過渡帶北移，出現康乾時代農業經濟的盛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氣候又有一段短暫的轉暖期，又出現了光緒年間開墾蒙地。①由此可見，農牧過渡帶的南北擺動幅度在根本上取決于自然環境如氣候所允許的程度。在同一氣候或氣候演變條件下，會存在不同的生產形態，會出現不同的政權形式，會出現統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對自然環境變化產生的影響及如何產生影響還必須進行具體分析。滿志敏等選取4個歷史事例，即北魏平城遷都、元朝中葉嶺北地區移民、12世紀初科爾沁沙地演變、明初無良哈三衛南遷，分析氣候變化對農牧過渡帶的影響與相應的社會變化，指出這一變化是通過社會系統發生作用的，不同的社會系統及政權格局會產生不同的后果。②這實際是揭示自然環境包括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產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樣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統一的，最終結果還取決于政權體系及其外部環境。不過也有個別文章非常強調氣候變化對政權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響。例如王會昌認為，“縱觀2 000多年的(中國——引者)歷史，歷代王朝的興衰和游牧民族政權疆域南界的變化等，都與氣候上冷暖干濕的波動變化之間呈現出大體同步的相關或共振關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時段”;盡管作者同時指出：歷史 發展 包括王朝更迭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南進北撤等是“多種因素”影響作用的結果，氣候變化只是“誘發因素”，只能決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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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鄒逸麟：《明清時期北部農牧過渡帶的推移和氣候寒暖變化》，《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
② 滿志敏、葛全勝、張丕遠：《氣候變化對歷史上農牧過渡帶影響的個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進程。①
氣候變遷與社會經濟變化。學術界大多選取不同時期進行具體分析，揭示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系。例如，王暉、黃春長探討商代末期的氣候變化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指出從新石器時代至夏商，氣候溫暖濕潤，而商代末年，氣候干旱，因而涇渭流域的周人屢次遷都并向南方發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點分析秦漢時期氣候變遷對江南經濟文化發展的意義，指出該地區經濟與文化的進步與當時氣候條件關系密切。③馬新則以農作物布局的變化、農產量的提高以及農業經營方式的形成為切入點，具體闡述氣候條件與兩漢農業之間的關系。④有關明清時期的氣候變化與各地農業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文章較多，討論熱烈。陳家其指出，該時期氣候變化對太湖流域農業帶來巨大影響：氣候變冷則雙季稻面積削減，糧食復種指數下降，自然災害頻發，糧食產量下滑，亞熱帶經濟作物受到嚴重威脅。⑤王雙懷則具體研究了明代氣候波動、由暖轉寒對華南農業的影響，指出氣候振動、災害頻仍，傷害了勞動力資源，破壞了耕地和其他農業設施，擾亂了農業生產秩序，也使得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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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會昌：《2 000年來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南遷與氣候變化》，《地理科學》1996年第3期。
② 王暉、黃春長：《商末黃河中游氣候環境的退化與社會的變遷》，朱士光等主編：《黃土高原地區歷史環境與治理對策會議論文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增刊)。
③ 王子今：《試論秦漢時期氣候變遷對江南經濟文化發展的意義》，《學術月刊》1994年第9期。
④ 馬新：《歷史氣候與兩漢農業的發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 陳家其：《明清時期氣候變化對太湖流域農業經濟的影響》，《中國農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發生改變，破壞植被、濫殺動物時有發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農業生態環境。①氣候變化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互動關系還比較直觀，與糧價等方面的關系則需要進行深入分析，王業鍵等考察清代氣候的冷暖變遷、自然災害、糧食生產與糧價的變動關系，指出華北、華東的氣候冷暖變化與自然災害多寡成正相關關系，長江三角洲的糧價高峰大都出現在自然災害多的年份，但是長期氣候變遷與糧價并無明顯關系，即冷期未見上升，暖期未見下跌。②這說明自然環境演變與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系包括有無聯系需區別對待、具體分析，也說明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聯系，但未必處處、始終、事事存在密切關系。在氣候變化與人口增減方面。周翔鶴、米紅認為，糧食生產與人口之間存在關系，但由于明清時期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及其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因而人口數量變化很難成為一條平滑的上升曲線，會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歷史上氣候變化對人口變化的整體影響進行分析，指出“20世紀以前的兩千年中，氣候變化是引起我國人口變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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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雙懷：《氣候變化對明代華南農業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2期。
②王業鍵、黃瑩玨：《清代中國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與糧價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周翔鶴、米紅：《明清時期中國的氣候和糧食生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④李伯重：《氣候變化與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起大落》，《人口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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