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凸顯環境安全戰略地位
環境安全是指要避免由于人類不當活動和自然因素造成環境破壞而導致的對人類健康、生物多樣性、經濟社會發展的威脅，使環境處于一種安全狀態。單就維護環境安全而言，環境安全觀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本觀。維護環境安全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保障人的身體健康。以人為本的環境安全觀，強調控制環境危害，讓人們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當前要重點解決危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
二是風險觀。當代風險社會理論認為，人為風險(自然被工業化、傳統被理性制度化)已經成為現代社會風險的主要來源。核與輻射安全、重金屬、危險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危險廢物都是環境風險因子。環境風險從潛在的消極因素突然暴露出來的情況，就表現為環境突發事件。
三是支撐觀。經濟社會必須以一定環境容量、生態環境服務系統為支撐，才能維持正常發展。環境容量長期處于飽和狀態，環境承載力嚴重過載，生態環境服務功能下降，經濟社會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四是系統觀。保證環境安全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牢固樹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一體化的系統思想觀念。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劃的要求，加快落實生態功能區劃，始終堅持把生產力布局、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一個整體，統一謀劃、協調推進，維護生態環境的系統穩定性。
五是預防觀。主張即使在科學不確定的情況下，也應采取措施預防可能的風險。將風險管理納入現實工作中，大力加強環境污染的源頭控制，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加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預防環境污染發生。
六是決策觀。決策行為對環境安全的影響具有根本性作用。由于決策失誤導致的環境污染、環境退化、生態破壞事件比比皆是。不遵循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的規范和要求，片面強調發展，違背自然規律過度開發，盲目擴張"兩高一資"行業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做法，都會為環境安全埋下隱患。
七是應急觀。環境應急工作是應對各種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的事后挽救，以盡量降低損害。在現代社會，沒有應急管理，社會安寧就少一分保障；沒有環境應急管理，環境安全就少了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八是協同觀。環境問題無國界。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臭氧層破壞、酸雨等全球性環境問題對世界穩定構成了新的威脅。唯有相互幫助、協同推進，積極開展國際環境合作，環境問題才能更加妥善地解決。
環境安全的由來和演化
環境安全問題最早是西方提出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第一次提出“環境安全”的概念，并重新界定“安全”的含義。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政治性環境安全的觀點作了比較，從此環境安全開始受到普遍關注。1991年美國公布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將環境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范圍。
我國的環境安全問題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形成的。經濟社會要發展，終究離不開資源、環境的支撐與保障。過去人們經常說，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弱又日益成為我國新的基本國情。
黨和國家從我國可持續發展以及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全局出發，高度重視環境安全問題。1996年，江澤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提出要確保環境安全，首次在黨和國家的正式報告中出現“環境安全”概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和國家關于發展問題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我國實現安全發展、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從發展的空間維度看，國家增強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的協調性，破解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強化的問題，說到底都是為了既要實現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又要確保資源環境安全。從發展的時間維度上看，沒有資源環境安全作保障，經濟社會的發展最終也難以為繼。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其中，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以犧牲生態環境、損害環境安全為代價，即使換來經濟社會一時的發展和繁榮，但最終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可能會得而復失。反過來看，良好的生態環境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后勁來源和競爭優勢。
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第一次提出“安全發展”理念。2006年，胡錦濤同志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更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三個不能”對安全發展的內涵作了精確闡述。由此，國家發展的安全性與生態環境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把“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列為我國前進中面臨的首要困難和問題，同時報告提出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筆者認為，這兩者的內在聯系就是要保證國家環境安全。
環境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2011年全國環保工作會議指出，“十二五”時期防范環境風險的壓力繼續加大，突發環境事件呈高發勢頭，自然災害引發的次生環境問題不容忽視，保障環境安全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
應該指出的是，我國環境問題集中暴發的風險在加劇。伴隨著3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的確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環境形勢總體上依然不容樂觀，局部地區的環境污染現象依然十分嚴重。環境保護舊賬未還，又添新賬:常規性環境污染有所改善，累積性的、新型的、不明原因的環境問題又不斷暴露，出現了環境問題疊加碰頭、交互影響的局面，環境問題集中暴發的風險有所加劇。很多時候，環境風險就如同溫水煮青蛙，讓很多地方的環保工作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積重難返的境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
同時，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問題已經越來越難以容忍。一方面，公眾的環境意識越來越強，對環境污染現象反應強烈；另一方面，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對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的期待更加強烈。近年來，一些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表明，公眾對出現在身邊乃至全球范圍內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環境違法行為等問題非常關注，開始從碎片化的、孤立的個體行為，逐步上升為群體性、組織性的集體行動，不斷提出各種環境權益訴求。
同時，2010年底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為世界第二位，今后在氣候變化談判、區域與雙邊多邊國際環境合作等方面將承受更大的環境責任壓力。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握好我國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定位，切實維護國家利益，確保國家環境安全。
環境安全戰略地位凸顯
面對我國嚴峻的環境安全形勢，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對此給予了積極回應和指導。“十二五”規劃綱要內容不僅突出滲透著安全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理念，而且第一次在國家規劃中把環境安全擺上了戰略位置。這主要體現在，綱要提出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推進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增強適應氣候變化能力，防范環境風險，堅持保護優先和自然修復為主，構建生態安全屏障，健全突發事件應急體系等方面。
第一，“十二五”規劃綱要的主線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加快實現從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型、創新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對生態環境具有系統性和根源性影響。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正是我國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環境突發事件頻發、環境風險不斷加劇的根本原因。同時，當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改善生態環境、維護環境安全的迫切要求，必然也會倒逼整個社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因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安全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從根本上保障環境安全的治本之策。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能見到成效，基本的衡量標準之一就是國家環境安全是否增強。這是“十二五”規劃綱要突出環境安全戰略地位的重要體現。
第二，“十二五”規劃綱要從環境風險、環境預防、環境應急和抵御自然災害等方面提出了保證環境安全的措施。在防范環境風險方面，綱要提出要開展重金屬污染治理和修復試點示范，強化核與輻射監管能力，確保核與輻射安全，加大對重大環境風險源的動態監測與風險預警及控制，提高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能力；在環境預防方面，綱要提出要構建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和北方防沙帶、東北森林帶、南方丘陵山地帶的“兩屏三帶”生態安全戰略格局；在把好環境應急最后防線方面，綱要提出要建立健全統一指揮、結構合理、反應靈敏、保障有力、運轉高效的國家突發事件應急體系，提高危機管理和風險管理能力；在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綱要強調要加強適應氣候變化特別是應對階段性氣候事件的能力建設，提高防御和減輕自然災害的能力。由此可見，環境安全觀已經在國家層面的長期經濟社會規劃中初步確立并得到體現。
第三，“十二五”規劃綱要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環境安全觀。綱要明確提出，要以解決飲用水不安全和空氣、土壤污染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實施環境治理重點工程，加強綜合治理，明顯改善環境質量。
作者單位: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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