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禁年年燒:秸稈之禍誰之過？
又到小麥收割時，人們體會著豐收的喜悅，也備受焚燒秸稈帶來的煙熏煩惱:空氣污染、連環追尾、水藻泛濫……小小秸稈燒出一把大火，正在各大城市蔓延。
年年禁，年年燒，年年出事，年年總結，年年報道，年年評論……一到時候照樣狼煙四起，人類似乎真的無法阻止秸稈焚燒了。社會各界又一次展開一場大批判——農民不上心、監管不給力、技術不對路。不過在筆者看來，這些指責多少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沒有切中要害。秸稈焚燒之所以禁不住，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利益關系沒有理順。
道理很簡單。農民本來就是弱勢群體，本意應該不愿意和政府作對。如果秸稈有出路，能給農民帶來收益，恐怕不用禁，他們也舍不得燒。而如果一邊強行要禁，一邊卻沒有配套政策措施，把農民逼到墻角，農民自然會選擇對自己影響最小的方式。
從目前來看，農民處理秸稈通常有3個途徑:一是企業回收，用于燃料發電，制沼氣、制成農畜飼料或建筑板材；二是在田地里進行粉碎，加上腐蝕劑用作肥料；三是農民運回家，自行處理。
我們依稀還能記起這樣一幅景象:每到收割季節，家家戶戶把秸稈拾掇成草垛，拿來當燒火做飯或是當飼料喂牲口。可現在隨著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用秸稈當燃料的農戶越來越少，指望農民將秸稈運回家自行處理顯然不可行。
而若采取其他兩種綜合利用的辦法，推行起來也都困難重重。夏收季節，割完小麥就要種水稻，農田騰茬時間很短，再加上近年農村勞動力銳減，需要依靠機械化操作，直接在田間將秸稈粉碎漚肥。如此算來，秸稈還田，每畝最少需要的成本為30～40元，有的地方高達80～90元。即使在那些下發了專項補貼的省份，平均下來，農民每畝地也要倒貼30～40元。
因此，對農民而言，如果能有企業下田回收秸稈，那是再好不過了。但事實上，真正進行回收的企業非常少，成規模、成氣候的更是鳳毛麟角。由于秸稈回收、運輸成本高等因素，大多數秸稈收集和加工企業往往是賠本賺吆喝，在缺少政府扶持的情況下，多數因經濟效益差而無法維持。
如此一來，秸稈沒了出路，成了農民手里的包袱，也就一把火燒了省事。
秸稈焚燒問題，集中體現了農民、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農民需要增收，不愿意耽擱播種時間；企業需要利潤，不可能長時間入不敷出；政府想管卻管不到點子上，以為一紙禁令就能包治百病，結果卻四處奔波、疲于奔命，人力物力搭上不少，還是火光四起。說實在的，解決不好秸稈問題，這三方誰都不滿意，誰都是輸家。
過去，一些地方為了解決秸稈焚燒的問題沒少下功夫，甚至采取了過激手段，但只管得了一時，沒過多久又故態復萌。秸稈問題，并非一時一地的事，而是在全國多個地方長期存在，這說明一定是機制、體制上存在缺陷。現在的糧食價格，只考慮了土地、水、電、化肥農藥、勞動力等收割前的成本。如果要求農民承擔收割后秸稈處理的成本，那么也就變相地增加了農民負擔。以農民利益的損失去保全城市的空氣質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推行秸稈禁燒，如果忽視農民利益，而只是單純強調加強執法或是加大宣傳力度，自然站不住腳。
因此，秸稈焚燒禁不住，把責任推到環保部門或農民身上，既不全面，也不準確。不是環保部門不想管，而是靠行政執法去管不現實、也不可行；不能怪農民懶或覺悟低，給秸稈找出路，靠農民自己實在沒轍。改善空氣質量，還是得由地方政府多承擔一些成本，用經濟籌碼來調整燒與不燒的天平。要么給農民足夠的補貼，讓他們有積極性，愿意把秸稈收集起來，賣給收購企業，而不是一燒了之；要么就給秸稈處理企業政策財政等方面的支持，讓他們有能力完成正常運營，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把農民和企業這兩頭都調動起來，把秸稈處理的各項政策串聯起來，相信撲滅秸稈之火并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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