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垃圾回收企業“成長的煩惱”
城市垃圾因其仍具利用價值且數量巨大而被稱為“城市礦山”，在資源面臨枯竭的今天，其甚至比自然資源更具開發價值，但如何實現綜合利用依然需要漫長的市場實踐。以電子垃圾回收利用為例，國內電子垃圾消納企業正在經歷從過度依賴政策到完全市場化的艱難轉型，然而這樣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一旦遇到政策稍有滯后，企業往往裹足不前，進而失去拓展及至深耕市場的機遇。
今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由清華大學等單位主辦的第七屆固體廢物管理與技術國際會議上，“城市礦山”以及電子垃圾等問題成為海內外專家和政府官員備受關注的話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錢易介紹，“城市礦山”中包含了廢舊工業產品、工業企業廢棄的材料或半成品、工業企業排放的廢棄物、城市居民和公共建筑排放的垃圾、廢舊建筑材料等，目前我國亟須大力發展電子垃圾回收產業。“中國的資源先天不足，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大量資源的消耗，其中銅、鋁、鉛、鋅四種基本金屬對外依存度極高，因此中國迫切需要加快發展模式的改變。”錢易在會上強調。
但多名專家、企業從業人員也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要想實現完全市場化，去除對國家政策的過度依賴，獲得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的雙重收益，電子垃圾回收產業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新政出臺有喜有憂
秋日的北京，暑熱還在中午時分逞著威，電風扇、空調機都在加足馬力上演著最后的瘋狂。
然而，坐落在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的通州園金橋產業基地，暑熱和城市的喧囂立刻被遠遠拋開。綠植和花卉引導出一條條縱橫的小路，通往各個工作區。作為北京廢舊家電及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置基地的華新綠源環保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簡稱華新綠源）就座落在這里。
華新綠源是國家發改委確定的廢舊家電回收處理利用全國示范工程、北京市重點建設項目。2003年，企業成為全國4個示范試點企業之一，2006年9月基地開始生產運營，近年來又成為在全國進行廢棄電子產品拆解處理第一批名錄許可的企業。
進到拆解車間，記者看到洗衣機回收處理生產線正在運轉。一臺臺銹跡斑斑待拆解的廢舊洗衣機整齊地排在傳送帶上，6名操作工在傳送帶的第一個節點為洗衣機旋開螺絲（這是整個拆解過程中的一個輔助程序），金屬殼、塑料板、內筒、電機、電線、銅絲等部件的拆解、分類幾乎完全由機械化生產線完成……
“從2006年到現在，我們積累了大量經驗，生產處理設備都是我們自己研發設計的。最早的時候我們單純引進國外設備，但是在生產實踐中發現不符合我們的國情，比如冰箱處理線進口整套設備需3000萬元人民幣，價格太高，一般企業很難花這么多錢去買純進口設備。后來我們結合對拆解行業的理解和經驗進行整改完善，使成本降了下來。”華新綠源市場部經理苑杰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苑杰介紹，有些國內設備制造企業并沒有做過拆解，只是模仿國外的設備憑想象去做，做出來的設備屬于閉門造車，投入規模化生產以后可靠性和持續性比較差。為此，華新綠源去歐洲、日本和我國臺灣等多地考察，引入對方的設計思路并對國內外設備進行了優化整合。目前，企業已有能力進行技術輸出服務，幫助同行進行設計、工藝指導、技術培訓，以提高電子廢棄物處理行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和工藝水平。
為了緩解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刺激國內消費，也為了釋放由于改革開放30年來家電大量涌入家庭并面臨集中報廢的“能量”，2010年6月由商務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了《家電以舊換新實施辦法（修訂稿）》，規定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推廣實施期為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回收內容為我國主要電器電子產品，即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器、計算機（簡稱“四機一腦”）。
“以舊換新期間貨源比較充足，因為當時畢竟是國家的刺激性政策，所以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舊家電交出來。”苑杰表示，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執行到2011年底，其間全國范圍內廢舊電器回收行業的日子還算比較好過。
同時，讓苑杰們更覺欣慰的是，今年8月6日，財政部等六大部委發布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第一批納入43家企業為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補貼范圍，華新綠源成為北京市唯一一家入選企業。
該管理辦法規定，對處理企業按照實際完成拆解處理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數量給予定額補貼。基金補貼標準為：電視機85元/臺、電冰箱80元/臺、洗衣機35元/臺、房間空調器35元/臺、微型計算機85元/臺。
然而，政策的出臺不是讓所有人都歡欣鼓舞，那些沒有進入名單而又具有先進回收處理技術的企業不免感到郁悶。
以我國首個國家級靜脈產業類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而著稱的山東新天地環境服務集團副總經理趙婉茹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因為沒進入第一批名單，在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截止后，該企業就暫停了相關業務。“如果做，就只能是賠。其實，原先在做這項工作時也是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我們現在只好等待國家新政策的出臺，等待國家第二批、第三批名單出爐。”從她眼中，記者看到了一些期許和無奈。
產業過度依賴國家政策
作為參與這項補貼政策的制定方——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電器循環技術研究所主任田輝卻不認同一些企業的觀點。她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國家政策的大框架已經很完備，大方向也很明確，該給企業的補貼都已經到位，即使今年沒進到名錄中的企業，國家也曾經給了不少補貼。“有些企業就是不知足。”田輝說。
田輝介紹，電子垃圾回收處理企業95%以上的原料來自家電以舊換新，極少部分來自大宗機構、個體回收者、自建渠道和其他渠道。處理企業極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鼓勵優惠政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回收渠道的企業非常少。這也就是以舊換新活動結束后，多數企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實，第一批進入名錄，苑杰并沒有表現出更多的輕松。他告訴記者，即使拿了補貼，如果生產加工處理工藝不進行升級優化、不進一步降低成本，企業的利潤肯定還是很低。“這個行業不是暴利行業。它本身要承擔很多電子廢棄物在環保處理過程中的環保成本。”
然而面對“如果國家不給補貼，企業能否生存下去”這樣的問題時，苑杰的回答十分肯定：“企業將無法生存下去。”他說，廢舊電子垃圾既有資源屬性又有危害屬性，如果沒有政策引導、政策規范，那企業往往只尋求它的資源屬性，就會用原始的辦法，比如用酸泡、用火燒，取出金屬，而不顧及是否污染空氣或土壤。而要進行無害化處理，必然需要政府的資金支持。
在苑杰看來，廢舊電子垃圾回收利用企業首先應該解決貨源渠道的問題。以華新綠源為例，其貨源渠道的建立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北京很多行政事業單位會定向把廢舊電器交給他們來處理；二是和一些大企業合作，近年來一些企業的環保意識不斷提升，他們日益注重對電子廢棄物的處理回收；三是從廢舊電器集散市場上回收。
但苑杰同時指出，大部分廢舊電器目前仍在居民手中，北京有小區3000多個，如果單由一家企業到小區設點收購，成本又難以承受。“目前，我們有一個面向老百姓的家電回收熱線，4000-525-010。這個電話很好記，就是‘四千，我愛我北京’。我們在逐漸地向市民推廣。”
家電產業觀察家劉步塵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不僅是沒有進入目錄的企業在賠，實際上進入目錄的企業日子也不好過，個中原因很多：一是建立廢舊產品的工廠要投資，包括拆解設備、人力、人工的費用等等；二是很多廢舊產品實際上沒有進入處理和回收環節。由于利益驅使，本應被送到處理回收企業的廢舊電器被街頭小販送入了二手市場，在由二手市場的小作坊將其簡單翻新后又重新流向了市場。因此，廢舊電器沒有進入拆解企業系統中，導致正規企業吃不飽。“不管進入還是沒有進入目錄，他們的日子都不好過。”劉步塵強調。
是國家政策已相對完善，還是仍有政策補充的空間，對于這個問題，劉步塵認為“不好說板子應該打到誰的屁股上”，但他認為國家的有些做法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他介紹，西方發達國家往往采取誰生產誰負責回收的制度，比如企業生產的產品將來應由該企業負責回收。該產品在銷售的時候已加入回收的費用。比如一臺電器賣1000元，但實際賣1050元，多出來的部分就是將來企業負責回收的費用。所有生產廠家都要有自己的回收體系、回收工廠，這樣就不存在扯皮的問題了。
亟須邁向市場化
“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企業必須取得政府認可的資質以后才能進行回收。給我的感覺是有點不倫不類。”劉步塵表示，國家要管就全面干預，把回收電器作為一項公益事業、環保事業來做，由國家投資、國家經營，所有的電器產品企業都是國家的工廠。然而目前的現狀是，一方面國家要補錢，又要企業去經營；而一些回收企業的心態也有問題，他們總想讓政府把什么事都管了，“國家操心就要操到底，現在沒人把廢舊電器賣給我，你也得替我想辦法，這其實是小孩子的心理。但你要知道你是企業，企業就要想辦法去經營。虧了就讓國家補，企業的競爭力在哪兒？”
記者了解到，我國的廢舊電器回收政策既參考了國外的做法，又結合了自己的特點，但目前的結果似乎并不令各方滿意。一些電器制造企業甚至抱怨，今年的日子本來就難過，還要被征收補貼基金，這無異于雪上加霜。而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回收企業給錢少，走街串巷的小販給的錢雖然也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可以討價還價，把廢舊電器賣給他們豈不是更好……
“在整個鏈條上，所有的環節都不滿意，這說明政府以及企業都有問題，它是一個綜合征。”劉步塵說。
海爾中國研發中心高級經理周曉東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國家以舊換新政策的結束，對廢舊家電回收帶來很大影響，征收基金政策在今年出臺后，家電企業的生存狀況更是一落千丈。“我們企業準備自行設立相關項目，繼續廢舊電器的回收工作，但市場調研、立項申請、審批等一系列手續將耗費不少時間，未來市場的情況既欠明朗，也不樂觀。總之，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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