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三湖”的“水清”預計要到2020年
“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水環境保護工作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水將繼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瓶頸。”3月8日，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孟偉對本報記者表示。
國家已于2006年啟動《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該專項為《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的16個重大專項之一。孟偉為該專項的技術總師。水專項實施六年左右投入資金共百億。
孟偉從2006年開始主持“三河三湖”（淮河、海河、遼河和太湖、巢湖、滇池）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的科技重大工程。“三河三湖”的治理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體制和科技的障礙依然很多，水環境初步改善至少要等到2020年。
遼河治理難點：氨氮
600多平方公里，都歸遼河管理局管，減少交叉扯皮。
《21世紀》：您曾經提到，2012年年底，遼河已宣布摘去重污染的帽子，這意味著現在不管是干流還是支流，全部消除V類。
孟偉：遼河的治理取得一些明顯進展，它的污染負荷小了，水質的COD指數明顯改善。在監測數據之外，還有一些更為直觀的表征。去年我們兩次在遼河抓到了刀鱭，刀鱭對水質有嚴格的要求，已經消失好幾年，現在回來了。說明它對水質能接受了。
《21世紀》：您認為，遼河為什么能摘去重污染的帽子？
孟偉：首先是政府重視。國家要求它盡快摘帽，從2012年開始每年提供40億的專項資金支持。我估計，遼河的治理前后花了幾百億。
其次，遼寧先后出出臺了《遼寧省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等12部地方性法規，及《遼寧省城市污水處理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等地方政府規章，頒布了嚴于國家標準的《遼寧省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其中COD的標準比國家標準嚴一倍。
第三，以流域水污染治理帶動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優化，推動造紙等產業規模化、集聚化。遼寧省環保廳老廳長王秉杰之前做過一個測算，說全省幾百個造紙廠真正給遼寧創造了1%左右的GDP，但是它造成的污染，是你花好幾倍的錢也解決不了。所以，下決心把大部分小造紙廠都關閉，優化升級改造骨干企業，既不影響遼寧的經濟主體，也提高了治污的效果。
第四，在管理機制上的創新，在“三河”里面率先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即遼河管理局。它在體制上整合了水利、環保、林業、農業、國土等職能，直屬省政府，與其他相關機構平行。只要在遼河的保護區范圍之內，600多平方公里，都歸遼河管理局管，減少交叉扯皮。
《21世紀》：遼河摘掉重度污染的帽子，現在能說它的治理成功了嗎？如何防止其水質出現反彈？
孟偉：遼河的治理，只是階段性成果。現在說摘帽，摘的是COD的帽。遼河干流和支流的C0D已全部消除了劣V類，有些河段已達到類或類，整個遼河的COD有望在2015年全線達到四類。但是現在控制斷面的氨氮達標的時間段只有30-50%之間，這也是“十二五”期間治理遼河的最嚴重挑戰。
當然，當氨氮達標后，會不會出現其他污染物？所以我們認為不能這樣無限制地從兩個指標到四個指標，在治理規劃中以流域水生態系統健康為目標，對遼河進行綜合治理。
流域治理挑戰：區域協調
管理體制上到底應該采取什么樣模式？
《21世紀》：在遼河之外，您如何看待海河和淮河的治理效果？
孟偉：海河的污染，主要與海河流域水資源配置嚴重不合理有關，這是海河環境問題演化的一個根本癥結。如果說海河流域一年有200億立方以上的產水能力，但是現在大部分都讓上游的水庫截住了，下不來了。這些水下不來，河道都干枯，干枯以后我們的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在經過處理后，排放到了海河下游。因此，河道里面是徑流很少，以污水為主，失去了自我凈化能力，生態系統當然大幅度退化。
再說淮河。淮河發源于湖北省和河南省交界桐柏山，東流經豫、皖、蘇三省。我們選擇占整個淮河污染負荷的70%的沙穎河作為綜合示范的重點，又選擇占沙穎河污染負荷70%的賈魯河作為重點。我們集中力量去解決它的味精、印染、化工等重污染源，“十一五”期間，在關鍵技術做了很多突破上，也形成一些示范工程。河南省對此非常重視，高度支持，在地方經費匹配落實上也非常到位的。我個人認為如果按照這種模式走下去，淮河流域在“十二五”期間也會有所改善。
《21世紀》：從“三河”的治理來看，您覺得我們還面臨哪些挑戰？
孟偉：遼河治理得相對較好，為什么？因為它主要矛盾是在遼寧，內蒙和吉林對它的影響很小，地區之間的矛盾不突出。而淮河和海河就不一樣，它涉及到區域協調的問題。那么，我們在管理體制上到底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模式？現在是九龍治水，這種模式是要調整的，如何推動各個部門去形成合力？這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三湖”治理經驗：不能頭疼醫頭
治理湖泊時，一定要從流域出發。
《21世紀》：您如何評價過去二十年“三湖”治理的進展？
孟偉：剛才散會的時候，江蘇省環保廳廳長告訴我，昨天習近平同志到江蘇省代表團，要求江蘇省率先建設生態文明。在江蘇，生態文明一個重要的工作對象就是太湖。2007年發生了太湖藍藻事件，影響了飲用水，引發各個方面的關心和支持。江蘇已經采取了結構減排、管理減排和技術減排的措施，不管是城市污水還是工業污水，排放污染的壓力減輕了。所以，現在湖泊富營養化發生藍藻水化的面積，在2012年就是900平方米左右，而污染持續的時間也縮短了。
再說滇池，昆明市政府采取了“四退三還”（退塘、退田、退房、退人，還湖、還林、還濕地）等措施，明顯見效，我去滇池，現在看到的情形和七八年前看到的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雖然仍是重度富營養化，在三湖里面也是最嚴重的，但是在向好的方向轉變。據了解，滇池的富營養化水平趨向中級水平。
巢湖方面，東巢湖是飲用水源地，當地人們比較好地保護了它的水質，我們也研發出了應急狀態下的應對技術。“十二五”期間，治理的重點在西巢湖，我認為應重點控制入湖的河流水質，才能保障西巢湖的水質安全。
《21世紀》：從“三湖”的治理來看，您認為我們存在哪些經驗教訓？
孟偉：最好的經驗就是流域系統控制，進行全流域的綠色建設。第一，在上游實施水源涵養，就像在滇池的蒼山十八溪，要讓它清水產流入湖。第二，入湖河流的水質要強化控制，包括點源和面源治理。第三建設湖濱帶濕地，所謂湖濱帶這是水和陸地交接的界面，因為湖泊也需要呼吸，也需要代謝，這種生態修復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水體里面的氮和磷的內負荷要進一步減少。
在治理湖泊時，一定要從流域出發，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我希望把這種治理的經驗、機制和模式，固化成我們的制度，上升為我們的法律，通過這種固化來實現對實踐的帶動和突破，否則行政上的扯皮將導致我們的治理效果出現反復。
《21世紀》：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三河三湖”中的污染物種類是否有一些明顯的變化？這對我們的環境和健康將產生哪些影響？
孟偉：我認為，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沒有顯的有本質性的變化，因為我們的產業結構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在河流，污染物主要是COD和氨氮；在湖泊，污染物主要是氮和磷。
不過，我們的污染防治形勢很復雜。以氮、磷、重金屬等為代表的傳統污染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在某些地區污染形勢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時，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為代表的新型污染物正在持續進入水環境中，與傳統污染物共同構成復雜的復合污染體系。因此，我們應當高度重視長時間、低劑量的有機污染物的暴露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2020年水環境初步改善
不跟質量掛鉤，容易出現地方在數據上做文章的現象。
《21世紀》：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我國的水環境進入一個矛盾的集中爆發期。那么您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將在什么時候出現？我國的河流和湖的水質改善的拐點，將出現在什么時期？
孟偉：我2006年曾經訪問過德國，去參觀了波登湖（位于瑞士、奧地利和德國三國交界處，由三國共同管理）。我經常用波登湖的例子，說明水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和長期性。1951 年，波登湖的磷含量為10毫克/立方米，到1981年退化到90毫克/立方米，水質低于類了，前后大概用了30年時間。波登湖，已由一個草型湖泊變成了藻型湖泊。這時，歐盟開始重視萊茵河的水體保護，并出臺了《歐盟水框架指令》，要求修復歐洲大陸的水生態系統，到2013年完成一個流域生態系統健康的國家報告。不過，到2006年，波登湖中磷的含量基本上達到了8毫克/立方米，這意味著水質已經在類以上。換句說，波登河的污染退化經歷了30年，而修復的過程又花了近30年。
我認為，我國河流湖泊水環境最糟糕的時期已過去了，2005年松花江污染和2007年的太湖藍藻事件，應該是水環境污染積累爆發后達到的一個頂點。當我們經歷了這種大河大湖的污染突發事件，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刻。
相比波登湖花了三十年進行水質修復而言，我覺得，全國水環境質量改善的時間可能要短一些，大概需要15年左右的時間。作為后發國家，我們有后發優勢，我們的重大水專項的成果，已在遼河和太湖領域應用，并顯現效果。我們也在探索流域的綜合控制和質量管理，并有望形成自己的體系，但必須看到，我們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重化工化的趨勢還未完全扭轉，所以水質改善的壓力依然很大。
因此，我認為，到2020年，水環境有望初步改善，主要污染物得到控制，有毒有害污染物初步控制，50%以上地表水體達到三類水標準；到2030年，水生態系統健康基本恢復，達到美國2000年水環境質量水平；常規污染物、總氮、總磷及有毒有害污染物基本得到控制；基本消除地表水劣五類水體，80%以上地表水體達到三類水標準。
《21世紀》：就未來的河流湖泊治理，您有哪些政策建議？
孟偉：首先，我認為，我們應轉變經濟增長發展方式，并落到實處。如果不調整產業結構，還是堅持唯GDP的政績考核體系，而無視環境的約束，我覺得我們的環境治理就會失敗。
第二，我覺得還得充分發揮法律的作用。我呼吁，應該加強立法，嚴格執法。單靠政策和規劃是遠遠不夠的，沒有法律的約束，水環境的形勢不可能長治久安。
第三，我們要把保護和治理有機結合起來。“三河三湖”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這個教訓是慘痛的。其它還未污染的湖泊，我們要趕緊保護起來，走出一條“先保護、少治理”的新路。
此外，我們在理念上，實現由污染物的總量控制向質量管理轉變。否則天天總量減排，不跟質量掛鉤，容易出現地方在數據上做文章的現象，實際效果也很有限。如果實施質量管理，那么將會迫使地方采取更積極的措施，提高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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