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確治霾：深圳呼喚PM2.5超級監測站
前幾天深圳連現霧霾，8日清早，不少社區晨練老人，公交、地鐵的上班族戴上了口罩。下午5時，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環境與能源學院教授黃曉鋒博士接受晶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醫治PM2.5這種大氣疑難雜癥，得先探明病因——PM2.5來源為何，怎么形成的?都有哪些構成因素?不同來源都對PM2.5做出了多大“貢獻”?深圳目前的監測技術設備能檢測出的構成成分數量很少，基本只能提供對空氣中PM2.5濃度的監測和報告，無法滿足從根本上治理的需要。“但這個問題并非無解，那就是建立大氣污染超級監測站!
深圳PM2.5：
“短期看氣象，
長期看污染排放量”
“深圳是沿海城市，不同于內陸，大氣狀況有較濃的本地特色，業內有句話叫‘短期看氣象，長期看污染排放量’。”
黃曉鋒告訴晶報記者，由于深圳是海洋性氣候，空氣中PM2.5指數受季節和氣候影響明顯。春夏兩季風從海上吹來，清新的空氣沖刷蕩滌之后，城市空氣質量指數相對較好。而秋冬兩季，對深圳影響最大的是東北風，把內地沿海及鄰近汕頭、惠州、東莞一帶的空氣帶過來，城市空氣質量指數就相對較差。
“而污染排放情況則是一個綜合因素，一個城市就算環保搞得較好，在全國總體污染較嚴重的情況下，空氣質量指數也很難獨善其身。”黃曉鋒說，深圳早在2006年就開始了空氣PM2.5相關研究和治理，市政府在2007年拿出2000萬元科研經費，開啟了灰霾源相關課題研究，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承擔了《深圳灰霾與大氣污染的機理關系研究系列課題》。研究共分三期，每期為兩年。第一期主題是認清灰霾現象，第二期揭示灰霾本質，第三期是提出控制對策。三期的科研課題全部完成后，課題組將根據科研成果，對政府未來管控空氣污染決策提供方案。
而在更早的年份，深圳開始了企業的轉型升級，將不少污染及高耗能企業關閉或外遷，這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大運會前的治理效果最顯著。因此，深圳的空氣質量指數相較于北、上、廣等大城市要好一些，“但深圳作為受氣象及季節影響較大的城市，在內地空氣污染沒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很難不受到影響和連累。”黃曉鋒表示，汽車及工業排放、城市建設中的揚塵、垃圾焚燒等諸多因素，可能都會對PM2.5造成影響。
深圳為數不少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成為城市PM2.5重要的“奉獻者”之一。
黃曉鋒說，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灰霾課題組在深圳由東向西設立了4個站，進行PM2.5樣本采集，通過數字模型運算，將PM2.5化學成分轉化為深圳地區PM2.5來源及量化比例。“這些成果將為政府的大氣治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支撐。”但黃曉鋒也表示，課題組的行為畢竟具有階段性，可能這個課題結束，相關研究就告一段落。從長遠講，要解決大氣PM2.5問題，還需政府發展職能作用。但深圳目前的監測技術設備能檢測出的構成成分數量很少，基本只能提供對空氣中PM2.5濃度的監測和報告，無法滿足從根本上治理的需要。“所以深圳建立大氣污染超級監測站勢在必行。”
PM2.5治理是場長期攻堅戰：
“霧霾問題不是盲腸，
割掉就完事”
“經常有朋友問我，深圳的霧霾鎖城情況何時才能得到根治?”黃曉鋒笑著說，霧霾問題不是盲腸，割掉就完事，更像是大氣患上的疑難綜合征，需要從多方入手，長期調養，因此是一場長期艱巨的攻堅戰。“好多朋友去過英國、美國，都說人家那里空氣好，可你知道這兩個國家花了多長時間，付出多大代價么?”
黃曉鋒介紹，早年的倫敦飽受工業污染之苦，泰晤士河幾乎是一條龍須溝，魚蝦不生;終日不散的大霧，是工業煙塵和水汽的混合體。1952年12月那場震驚全球的“霧都劫難”，曾致數千人死亡，讓倫敦人深深領略到了大霧的恐怖。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英國政府認真抓環保清污工作，到八十年代時，泰晤士河里又有了活魚，倫敦的霧氣也大多是水汽了。現在的倫敦總算擺脫了工業污染的臟帽，恢復了狄更斯筆下的霧都浪漫。
美國同樣為早期發展付出過沉重的環境代價，民眾也飽受過PM2.5之害。二戰以后，洛杉磯曾發生光化學煙霧污染事件，臭氧的小時平均濃度最高曾達600PPB(十億分之一體積濃度)。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清潔空氣法》。但直到1997年，PM2.5才第一次納入美國國家標準。直到2000年，PM2.5監測網站才漸次建立，至今已建立上千個超級監測站。
“不難看出，如美、英這樣的發達國家，霧霾攻堅戰一打五六十年方見效果，其間諸多波折，我們深圳的霧霾攻堅戰豈能在一夜間完成?”黃曉鋒表示，但是它們的霧霾治理模式卻很值得深圳借鑒。PM2.5研究界有句很流行的話叫“我們呼吸著同一口空氣”，告訴我們PM2.5治理上單打獨斗行不通，必須進行區域聯動。比如北京，奧運前把首鋼遷出去了，但相鄰的河北省還有不少鋼企，所以北京總是無法擺脫被鋼企污染的命運。再如深圳，把很多污染企業遷到外地，但相鄰的潮、汕地區及東莞、惠州的污染企業，仍然會對深圳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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