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重霾：霧鎖中國，我們究竟能做什么?
爆表！爆表！爆表！元宵節以來的３天中，北京市空氣中ＰＭ２．５濃度始終保持著這樣的節奏。同時，我國３３個城市發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
前所未有的嚴重霧霾天氣，已不是大自然再次敲響的警鐘，而是一次更加嚴厲的懲罰。
霧鎖中國，我們究竟能做什么？
誰是霧霾“真兇”？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仁建發布的一篇研究論文稱汽車尾氣對北京ＰＭ２．５的貢獻不足４％，引發社會廣泛爭論。盡管中科院很快作出回應，稱研究嚴重低估城市機動車排放對ＰＭ２．５貢獻率。
但該研究再次引燃霧霾頻發一年多來始終未能解開的成因之惑。到底誰是霧霾“真兇”？
“中科院的這項研究只是眾多研究中的一項，每個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條件。目前關于霧霾成因的研究仍在進行中，希望公眾能夠理性看待某個特定的研究結果，不要絕對化，更不要與其他研究相對立。”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坦言，底數不清、機理不明、技術不足是制約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瓶頸之一。
“公眾要理性看待數據，科學家更應理性一點。我們對治理的過程一直在跟進，現在的工業布局也在發生變化。”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胡敏說，ＰＭ２．５的來源是呈現多樣性和變化的。方法上，做霧霾源解析應多用幾種方法，發揮各種方法的優勢。時間上，需要一年以上的監測，獲取大量的監測信息，做大量的污染源分析，還要有一定的研究模型。同樣監測點的選擇也非常重要。
不容忽視的一個現狀是，我國目前面臨的大氣污染問題是發達國家近百年來經歷的大氣污染問題的集中體現，其規模和復雜程度在國際上未有先例，也沒有成熟的控制經驗可以借鑒。
環保部已開始“出手”污染源解析。根據安排，到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前，北京、天津和石家莊三個城市將首先完成污染源解析的初步結果，到２０１４年年底，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區域完成污染源解析的初步工作，解析結果將適時向公眾公布。
“限”“堵”手段，權宜之計還是治本之策？
以“大氣污染國十條”的發布為標志，中國扣響了向ＰＭ２．５宣戰的“發令槍”，全面打響呼吸保衛戰。
然而，不斷強化的以“限”為關鍵字眼的治理手段背后，是公眾越來越強烈的質疑——這究竟是權宜之計，還是治本之策？
２０１４年起，繼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后，天津市開始實施汽車限購政策。
郝吉明說，關于霧霾成因的研究基本認可了機動車污染在千萬人口以上大城市的貢獻。在這類城市中，機動車保有量、使用頻率以及密集度都很高，機動車污染貢獻占據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控制汽車總量不僅是控制機動車污染的一招，也與緩解交通擁堵、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政策導向相關。
“但必須認識到，在行政手段之外，以經濟和市場手段促進機動車管理乃至整個霧霾治理仍有很大空間。”郝吉明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巡視員林家彬說，北京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尚未形成，道路設計不夠合理，車流主要集中在大路上，而作為疏解交通毛細血管的小路卻發展不夠充分。
“擁擠的人口、擁堵的交通、輸入性生活消費、脆弱的環境自凈力，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熱島效應，如果防控措施跟不上，城市環境必然日益惡化。”林家彬說。
霧霾頻發的背后，是亟待轉型升級的產業結構、亟須調整的政績考核制度以及亟待改變的生活生產方式。
以汽車尾氣治理為例，相對于私家車，公共交通在環保方面具有顯而易見的優越性。２０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日本重視依靠軌道交通引導城市副中心發展，經過多年建設，在早高峰時的市中心區，有９１％的人乘坐軌道交通工具。
顯然，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給市民公交充分尊嚴，要比單純“限購”“限行”更能治本。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何建中說，便宜、便利、有尊嚴的公共交通系統是多數人冷落私家車、選擇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主要原因。
“探索霧霾治理之路，簡單的‘堵’或‘限’已難以應對。這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實現社會整體治理水平的提高。”國務院參事、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說。
破解“霧霾”困局，你我共同的責任
面對頻發的霧霾，有網民調侃說，在ＰＭ２．５面前，人人平等。而無法忽略的另一面，是每一腳油門、每一根燃燒的秸稈、每一串紅紅火火的爆竹背后，都有我們對ＰＭ２．５的“貢獻”。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從生態文明的關注，到政績考核體系的改革，各級地方政府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的動力前所未有地增強。而另一方面，每一位公眾在這場“呼吸保衛戰”中的主動性能否充分調動，仍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
“我國推動環保的動力更多來源于上級機關，是自上而下的。而國際經驗表明，自下而上的動力來源在環保治理中效果更加明顯。”林家彬指出。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強調：“各級政府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治霾手段，驅動治霾的努力成為每個個體自覺的行為。”
在這場大氣保衛戰中，沒有誰可以獨善其身。我國已著手建立區域協作聯動機制，在全社會樹立同呼吸、共奮斗、大氣污染防治人人有責的行為準則，為空氣質量持續改善奠定堅實基礎。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說：“只有每個人各盡其責、各盡其能、各盡其力，環保事業才能在潺潺細水匯聚成的巨大洪流中持續向前。”
“中國式治霾”：能否做到霾開霧散？
當節日喜慶的硝煙散盡，全國多地卻仍籠罩在陰沉的霧霾之中。
重重霧霾加重了人們的疑慮－－從“灑水抑塵”到“停工停課”，從“霧霾罰單”到“免職開除”，各地治理霧霾的措施多樣、語態堅決，為何效果并不明顯？政策在落實中又遭遇了哪些尷尬與問題？突破“十面霾伏”的癥結何在？
“尷尬”的應急措施
當霧霾襲來時，為什么孩子還在上課？當ＰＭ２．５爆表時，為什么企業卻置之度外？面對民間的質疑，官方解釋是，我國尚未形成完善的重污染天氣的應急預案。
近日，環保部出臺了《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北京、上海、江蘇等地也出臺或制訂空氣污染應急預案。《福建省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已上報福建省政府。遼寧的省級及各市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也已編制完成。
然而，各地的應急措施在操作過程中卻存在諸多“尷尬”。記者在霧霾天采訪時了解到，對于“提醒性、建議性”的“藍色預警”應急措施，很多人既不了解其具體內容，也無法真正按照建議“減少戶外活動”。
上海市盡管已發布《上海市環境空氣質量重污染應急方案（暫行）》，但關于霧霾嚴重時，學校是否需要停課，目前并沒有明確規定。對此，上海市教委官方微博表示，這是出于綜合因素的考慮，并不能說停就停。因為“決定何時停課應綜合考慮家長接送、學生的家庭照看和上下學路途安全等因素”。
面對重度霧霾突襲，不少城市甚至還沒有相關應急預案。一些已制訂預案的城市也并未及時啟動，造成有預案不“應急”、有應急無“預案”的尷尬局面。
“一些地方發生過環保部門提出執行應急措施，但最終未能執行的‘尷尬’。”環保人士馬軍說，對空氣污染指數的預判和大規模應急措施聯系在一起，對政府部門的執行能力、協作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驗。
艱難的“治本”之道
２月１４日，《廣東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方案》發布，通過六項治本措施防治大氣污染，力爭到２０１７年珠三角區域ＰＭ２．５年均濃度在全國重點控制區域率先達標。
面對反復來襲的霧霾污染，“應急固然必要，治本更為迫切”已越來越成為共識。為確保治霾效果，各地也不乏雷霆之舉。
但環保專家認為，我國霧霾成因復雜，治理周期較長，盡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很多地區短期內都難見到明顯效果。與此同時，嚴厲治污措施與群眾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凸顯。
在蘭州，由于灑水抑塵導致道路結冰，交通事故頻發，引發詬病；但更多質疑是政府工作重心向環境保護上調整帶來的深層變化。在對原有燃煤鍋爐進行天然氣改造過程中，由于涉及點多面廣、工程量大，致使部分地區供暖延期半個月，受影響的供熱面積達２９０多萬平方米。除此之外，單雙號限行造成嚴重的市民出行困難，更是引發輿論風波。
記者還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根本沒有負責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不少地方是內部挪用編制。江蘇省環保系統的一位專家表示，治污、治霾總體來說處于“有心無力”的狀態，各地的應對和治理能力與形勢要求不匹配，導致“只能抓重點，從水污染、重金屬污染到大氣污染，哪個有事抓哪個”。
漫長的“突圍”之路
整體減排難度大，造成了霧霾的持續與反復。江蘇省環保廳總工程師劉建琳說：“中國的污染狀況既有因能源結構不合理導致的倫敦型大氣污染，又有因交通原因造成的洛杉磯型大氣污染。大氣污染源頭多樣，呈復合型。”
“即使所有污染源全部切斷，都不可能立即明顯降低污染，改善大氣污染狀態唯有靠長期治理。”江蘇省環保廳大氣辦副主任單陽說。
上海市環保局污防處副處長周軍說，要徹底解決霧霾污染的困擾，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不僅產業結構要調整，布局也要重新科學規劃。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區域聯防聯控。這就需要國家層面進行制度規劃，協調統籌，建立起大范圍的區域防治網。
治理霧霾已刻不容緩，是群眾焦慮、社會關心，事關政府形象的重要問題。專家認為，在霧霾這樣的環境災害面前，需要發動全社會力量防霾治污、共同面對。
“藍天責任狀”逐步落地仍面臨需突破瓶頸
實施綜合治理、強化污染物協同減排，統籌城市交通管理、防治機動車污染，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區域經濟布局……自去年９月環保部與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簽訂《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一場曠日持久的呼吸保衛戰拉開帷幕。
記者１８日從環保部獲悉，京津冀及周邊六省區市人民政府一一將任務分解到每個地區。推進綜合治理，目標開始逐步落地，但實施過程中各地卻進度不一，仍面臨需突破的瓶頸。
環保部有關負責人說，以京津冀區域為重點，在控制煤炭使用、優化產業結構和防治機動車污染等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北京市完成３２００蒸噸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改造，４．４萬戶平方采暖實現“煤改電”，調整退出污染企業２８８家，淘汰老舊機動車３６．６萬輛。天津市對３２座燃煤鍋爐房實施“改燃并網”，搬遷關停外環線以內污染企業２３家，淘汰黃標車７．２萬輛。河北省淘汰小鍋爐３萬多臺，削減鋼鐵產能１１００萬噸，關停重污染企業８３４７家。淘汰黃標車５７．８萬輛。
這位負責人也坦言，在目標責任書執行的過程中，有些地方領導還在觀望，觀念還沒有轉變過來。在關停企業時，面臨就業的壓力；煤改氣過程中，存在天然氣供應不足等問題；黃標車淘汰的積極性不高，激勵政策沒有跟上……這些都是需要突破的瓶頸。
環保部副部長翟青表示，至２０１７年年底，京津冀魯四省市將削減煤炭消費８３００萬噸。按照要求，２０１４年，京津冀魯四省市將削減煤炭消費１７００萬噸。
據了解，環保部已經會同有關部門，把“大氣十條”的各項任務分解落實到各個部門，并與全國３１個省（區、市）簽訂目標責任書，明確了各地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和重點工作任務，進一步落實了地方政府環境保護責任，為實現全國環境空氣質量改善目標提供了堅實保障。
目前，共有２５個省份發布了實施方案，十幾個省市層層分解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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