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壤污染規模史無前例，技術不成熟、資金不足、評估標準模糊三大難題使得防治修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由于中國重金屬污染問題嚴重，加上所涉及的范圍甚廣，昂貴的除污科技及相關技術未能廣泛應用及實行。  

 中外對話和耶魯大學森林與環境研究學院旗下的耶魯大學環境360合作報道，共同推出中國土壤污染專題文章，本文為該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該合作項目還得到了美國普利策新聞報導中心危機報道的支持。  

 52歲的羅金枝家住湖南省雙橋村。為了解決雙橋村的污染問題，她加入了中國數以千萬的訪民隊伍，數年來一直在上訪。有些人上訪是為了尋求司法公正，有些是為了揭露當地的腐敗，羅金枝上訪則是為了替家鄉父老討個說法，他們居住的村子、生活的土地和種植的莊稼已經被嚴重污染。  

 上訪過程充滿艱辛，而且不一定能成功。訪民千里迢迢、不惜代價前往北京，但他們經常無功而返，被那些不負責任的官員當做皮球踢來踢去。今年四月份，羅金枝不遠千里踏上進京之路，目的就是請求信訪局和環保部能夠采取措施。信訪局是上訪人員到京后首先會去的地方。然而，羅金枝得到的回復卻是回家等待當地政府解決。時至今日，她也沒有收到任何有關部門的回話。  

 對于羅金枝和她的鄉鄰們來說，第一次看到污染的可怕是在2009年6月28日，湘和化工廠年僅44歲的鍋爐工羅柏林鎘中毒死亡。死時，左腿上有大面積紫色瘀痕。而羅柏林的死亡僅僅是開始。此后，位于雙橋村的鎘中毒死亡名單就在不斷加長。而且，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一場有可能使環境治理工作付之東流的全國性土壤污染危機正在逼近。  

 羅柏林生前所在的廠子名叫湘和化工廠。該廠2004年投產，距瀏陽河僅50多米。瀏陽河是湘江的一級支流，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地之一，更是1927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建立湖南蘇維埃政權的地方。革命歌曲《瀏陽河》就是為了紀念這段歷史而作。  

 雙橋村有50多名村民在這家工廠打工。工廠年產飼料添加劑粉狀及顆粒狀硫酸鋅3000噸。2006年，該廠在顯然沒有取得政府批文的情況下，開始生產比黃金還貴重的稀有金屬銦，而鎘則是副產品。2008年4月，雙橋村村民開始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細微變化。據羅金枝回憶，當地的井水喝起來開始有股奇怪的鐵銹味，燒水器皿的顏色也發生了變化。2009年6月27日，羅柏林死亡前一天，瀏陽市政府突然關閉了工廠，并且安排廠區方圓1.2公里內3000余名村民體檢，結果500人的尿鎘含量超標。在政府的調查期內，又有4人先后死亡，這也讓雙橋村成為了全國聞名的“鎘村”。  

 羅金枝手中有一份包括雙橋村及相鄰的洞口村、普花村在內的不完全統計的死亡名單。據她說，從2009年羅柏林開始，到2013年已有26人死于鎘中毒引發的各種疾病。  

 雖然政府向受害者家屬支付了1萬元到5.9萬元不等的賠償金，但卻從未承認村民的遭遇與鎘或其他金屬有關。例如，2008年12月，羅金枝年僅5歲侄子開始出現呼吸困難、倦怠的癥狀，被診斷為鉛中毒。此外，截至2009年3月，還有14名兒童被查出鉛中毒。隨著一連串死亡的降臨，村民們開始展開抗議活動。2009年7月29日，數百名村民前往鎮政府請愿，反映工廠的鎘污染仍然威脅著他們的生命。次日，政府大樓被數千名村民包圍。長沙市委書記陳潤兒不得不趕赴瀏陽處理此次事件，并向村民承諾將對此事展開調查。然而，8月5日，瀏陽有關部門卻下令部署數百名警察帶犬把守政府大樓。最終，企業法人駱湘平被捕，工廠被永久關閉，瀏陽市環保局正副領導被免職。  

 湘和化工廠雖然已被永久關閉，但污染仍在。工廠關停后，留下一個用2米高圍墻圈起的60畝廠區，其間的一座巨大“廢渣堆”如同一枚炸彈籠罩著雙橋村。一下雨，廠區內的滲濾液就會不停地滲入50米外的瀏陽河。廠區周圍3000余畝土地以及地里種植的作物都受到了鎘的污染。村民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搬走，并委托羅金枝與鎮政府進行協商。  

 歐盟亞洲環境支持常德項目聯絡辦公室協調員劉波在今年1月份調研湘和化工廠土壤治理情況后，同樣得出結論認為“污染危害正在持續擴大”，不僅對當地環境造成危害，而且對瀏陽河流域特別是長沙地區以及湘江構成嚴重的環境威脅。而湘江是兩千多萬人的飲用水水源。  

 湖南省是重要的重金屬之鄉。2011年，湖南省1003家有色金屬企業生產的10種有色金屬總產量達到266萬噸，居中國第3位，產值達到3795億元。而官方在幾年前就提出希望將湘江治理成東方的“萊茵河”，要讓其變得更加漂亮、清潔、生機盎然。  

 湖南省有色金屬管理局官員陳超在在今年一月份的一次非政府組織會議上發布報告稱，僅湘江流域內渣場和尾礦庫就有近1000個，含鉛、汞、鎘等重金屬固廢總堆存量有4.4億噸之多。陳超的報告還披露，湖南省的鎘、砷、汞、鉛排放量在中國“三廢”(廢水、廢渣、廢氣)排放中分別占到32.1%、20.6%、58.7%、24.6%。  

 這場生態災難規模之大令人生畏。中國國土資源部2002至2008年所做的地球生態化學調查顯示，從湘江株洲朱亭段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磯，出現一條面積約2058平方公里的巨大土壤重金屬元素異常帶。調查還顯示，該地區出產的大米、蔬菜、以及蘆葦和貽貝中，重金屬含量都有所提高。其中大部分為鎘含量超標。  

 長沙曙光環保公益發展中心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非政府組織。理事長劉曙是一名九零后的環保工作者。在走訪了湖南的株洲、長沙、湘潭等重金屬污染區后，她認為湖南重金屬污染情況十分嚴重。劉曙和她的團隊發現，常寧市一冶煉廠旁稻田土樣鎘超標49.5倍，衡南縣工業園區湘江邊土樣鎘超標331倍。  

軋鋼廠和發電廠為逃避檢查，夜里開工，工廠后面的污水直接排放附近的河道。  

 當地村民們與政府之間由于土地污染問題存在很深的矛盾，這讓劉曙深感憂慮。她擔心，如果不加以解決，沖突還會升級。以湘和化工廠為例，劉曙和她的團隊發現，村民一直在等待有關方面解決他們的賠償和搬遷問題。  

 按照鎮政府的承諾，受害村民們依據一份《人民調解協議書》可獲得賠償，全村賠償金總額8519800元源于湘和化工廠資產的拍賣款項。然而，協議書要求村民領取賠償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再向原湘和化工廠或政府索取任何賠償。全村3000余畝土地無法種植糧食和蔬菜，生活壓力加上死亡威脅讓雙橋村的村民們喘不過氣來。當政府提出按每年每畝350公斤稻谷的商品糧價支付土地租金時，一些村民接受了。  

 然而，對于羅金枝和其他村民來說，這并不是長久之計。廠區附近的村民獲得的賠償只有3000多元，而稍遠的村民則只有1000多元。這些錢遠遠不能幫助他們開始新的生活。而且村民要求官方安排他們整體搬遷的念頭愈發堅定了。  

 與此同時，政府卻將希望放在土壤修復上。永清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是經環保部認證的中國為數不多的土壤修復上市企業之一。該企業拿到了湘和化工廠污染修復合同，并于2012年8月宣布修復工作完成，且檢測結果達標。  

 然而，村民卻對此表示懷疑。2012年9月，他們將一份土樣送到了南京大學現代分析中心。該中心出具的檢測報告顯示：在廢渣堆高處提取的土樣鎘含量6.89mg/kg，取自附近田地的土樣鎘含量高達93.8mg/kg。按照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瀏陽當地土壤的鎘限制值是0.3mg/kg。而其中一個樣本的鎘含量超標了300多倍。  

 盡管官方不認同村民自行檢測的數據，但兩個樣本的鎘含量相差300多倍，足以讓村民們懷疑土壤修復的效果。永清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只是治理了湘和化工廠的廠區，而未治理附近被其污染過的農田等土地。此后，雙橋村的村民們與當地政府和永清環保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關系，而湘和化工廠的土壤修復工作也陷入僵局。  

 2014年1月，劉波在給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的建議書中說“污染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他發現，湘和化工廠的污染土壤沒有得到有效固化，對于土壤中鎘、鋅、砷等多種重金屬復合污染，永清公司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單一，并不成功。劉波還建議，重金屬污染治理還應包括原廠區周邊農田田地以及整個流域。  

 土壤重金屬污染在中國并非湖南獨有，中國環境保護部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據不完全調查，早在2006年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占18億畝耕地的8.3%。然而，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政府的反應卻很緩慢。直到2014年2月，中國農業部才要求啟動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和種植結構調整試點，“加強產地安全管理”將會放在首要位置，對污染較重的農產品產地，要加快探索建立重金屬污染區域生態補償制度。  

 然而，在很多官員看來，中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是個嚴峻的挑戰。去年，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曾在一次環保上市公司會議上表示，“與大氣、水污染治理相比，我們的土壤污染治理幾乎沒有起步。一旦市場打開，規模將遠遠大于大氣和水污染的治理。”  

 如果說中國土壤污染規模史無前例，那么，土壤修復生產的規模也必然很大。莊國泰預計，土壤治理投入規模可能會達到十萬億元。然而，資金、法律、技術是土壤污染防治面臨的三大難題。而據私營行業機構——江蘇省環保產業技術研究院預測，從2014年至2020年，中國國內土壤修復市場規模可達6856億元。  

 然而，目前來看，資金還是很緊張。2013年，中國啟動土壤修復試點項目總計42個，項目中涉及資金總量億元以上的僅2個。已披露的16個項目總計涉及資金量約為6億元，資金來源幾乎全為政府專項補貼資金。  

 在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土壤修復專家陳能場看來，這些數據，除了“規模大”，其實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他認為，中國土壤的主要問題并不完全在土壤污染，更在于土壤退化和土壤侵蝕，尤為迫切的是必須要改良土壤，提高土壤有機質和土壤酸堿度。陳能場表示，可以通過在中度污染的土地上種植非糧食作物的辦法來修復土壤。  

 然而，還有一些專家仍然為土壤污染的規模和程度等問題糾結不已。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重金屬污染防治與土壤修復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劉陽生曾表示，受技術不成熟、資金不足、評估標準模糊三大問題影響，修復中國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壤注定是一場持久戰。中國土壤重金屬污染“量大面廣”，這就意味著一方面成本高昂的技術都難以大規模推廣，另一方面也使國外主要針對小塊土地修復的技術在國內難有用武之地。  

 近期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也為中國遭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地帶來曙光。佛山金葵子植物營養有限公司研發聲稱，他們針對中國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研發出治理重金屬污染的微生物產品——“金無蹤”。該技術能夠降低重金屬的活性，消除重金屬對農作物的毒害。按照企業的說法，該技術具有成本低、使用方便、易于操作、不會造成二次污染等優點，目前“金無蹤”已經實現了商品化生產和應用。  

 四月份，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宣布研制出一種具有突破性的土壤修復材料——Mont-SH6。據稱，該材料對主要毒性重金屬鎘、鉛、汞、銅、鋅有強烈的吸附能力。該中心總工程師劉文華說，該產品降鎘有效率達90%以上，材料制備成本很低。用這種技術，每畝鎘米的修復成本為3萬元左右。大規模生產后，成本可降至兩三千元。  

 然而，這些技術仍有待檢驗。目前，政府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很多地產開發商盼望著污染土地能夠被政府確定退耕，然后爭相拿地。中國農業部副部長牛盾表示，工商資本會推動政府劃撥更大面積的重金屬污染土地用于開發。  

 在牛盾看來，這是一場利益的博弈，是很痛苦的抉擇。將受到污染的農田變成商業用地或住宅用地，這一政策本身就存在風險。在污染土地上蓋樓有可能會使建筑工  

 人和居民的健康受到影響。2007年就發生了這樣一起案件。武漢一處農藥廠舊址被劃為住宅用地，施工過程中，有工人因化學中毒入院。而后，該項目被叫停。政府不得不返還土地出讓金，并向開發商支付1900萬元的賠償款，以及4400萬元的土壤修復費用。中國建在污染土地上的居民區究竟還有多少，沒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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