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環保要求和產業升級的需要，近年來各地都有大量污染企業關停或外遷。2014年以來，僅浙江一個省就累計淘汰關停造紙、印染、化工企業近千家、搬遷入園200家。據不完全統計，2001至2012年間，全國有10多萬家原本位于城市內的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逐漸搬出中心城區。有關專家在北京、深圳和重慶等城市開展的搬遷場地調查表明，大約有1/5甚至更多的搬遷場地被嚴重污染。

 2014年4月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在調查的81塊工業廢棄地的775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34.9%，主要污染物為鋅、汞、鉛、鉻、砷和多環芳烴，主要涉及化工業、礦業、冶金業等行業。有業內專家表示，保守估算，我國潛在污染場地數量在50萬塊以上。

 這些因被用于生產、貯存、堆放有毒有害物質，或因突發事故等，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并產生人體健康、生態風險或危害的地塊被形象地稱之為“毒地”。而“毒地”開發的背景是正在進行中的城市“退二進三”計劃。

 在工業結構調整和城市用地結構調整過程中，占據市區優越位置的一些工業企業，紛紛通過易地、搬遷改造，退出繁華地段，駐足城市邊緣，或者退出第二產業，興辦第三產業。由于城市中普遍存在用地緊缺問題，騰出來的地塊往往成為開發商爭搶的熱土，但不少地塊在二次利用、重新開發中出現嚴重問題。如浙江杭州一塊農化廠遺留土地在進行翻挖土壤修復時，因散發出惡臭令附近居民忍無可忍，導致修復工作一度停止;廣東有一塊氮肥廠遺留土地本來被規劃為8萬人的大型社區，但因廠區重金屬、有機污染問題遭到市民反對。

 更為嚴峻的問題是，一些工業企業騰退用地未經過相關程序就已流入市場。浙江一名環境機構研究人員向記者證實，二次開發土地的出讓數量遠超登記在冊的數量，大量場地污染情況不明，而污染企業舊址如不經修復就流轉存在較大安全風險。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舫指出，“毒地”未經任何處理修復就直接用于開發，一旦出事，就不僅是環境問題，影響地價、房價的經濟問題，更是危害健康的社會民生問題。環境保護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副總工程師臧文超認為，目前見光的污染場地只是一小部分，還有更多的受污染場地在政府和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悄然開發。

 我國的污染場地數量多、類型多、污染重，但基礎數據嚴重缺乏。相關部門對污染場地的種類、數量、污染程度、擴散范圍都缺乏了解，加上土壤污染具有很強的滯后性、隱蔽性，不容易察覺，導致多數地點的整治修復走的是先污染-引發事故-群眾舉報、投訴-再治理的路子。

 如果對于這個場地在什么地方、存在什么風險、是否應該干預都一無所知，后期就很難進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也有專家表示，我國面對“毒地”這一新污染問題，目前既缺乏搬遷前強制性的污染評估程序，又缺乏事后誰污染誰負責的處理機制，故而呈現出“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動應對狀態。場地污染責任主體不明，造成很多污染場地處于無人治理、無人問津的狀態。

 有專家表示，我國需要修復的工業污染場地眾多，一旦土壤治理的市場打開，投入規模將遠超大氣和水。但目前適用技術少、處理成本高、資金來源途徑少，也缺乏技術特色突出的實力型企業。企業則認為市場不成熟，沒有相應的政策法規，沒有成熟技術和系統管理，沒有投資回報的模式，所以沒有人敢去投資。有環境修復企業負責人甚至認為，近年來眾多制約因素已導致部分企業放緩了技術研發和工程實踐。

 我國針對污染場地的環境管理仍處于起步階段，專家和企業都期待盡快填補政策空白，推動管理治理步入精細化。場地修復將令原來的老工業區升級改善，并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而，場地修復不該只關注修復一噸土花費多少錢，而應從更廣義的經濟學角度考慮。這筆賬應由政府與企業共同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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