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渭平原藍天攻堅：“一煤獨大”困局待破
二氧化硫濃度全國最高、PM2.5濃度全國第二、多種污染物排放長期不降反升——在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看來，汾渭平原大氣污染治理工作已迫在眉睫。“這里是目前全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區域之一。”
作為今年6月剛剛劃定的治霾“主戰場”，汾渭平原囊括晉、陜、豫三省的11個地市，煤炭消費占比接近90%。“一煤獨大”的格局，造成煤煙型污染突出，能源、產業、交通三大結構性問題交織。
煤炭消費占比90%
污染排放不降反升
在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繪制的空氣質量“地圖”上，顏色越深，代表著PM2.5濃度越高。以2017年度排放值為準，顏色最深是山西臨汾、陜西咸陽，其次是運城、西安、寶雞等地。
今年6月，隨著《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正式發布，包括上述城市在內的11個地區，同被納入“汾渭平原”范疇，首次成為與京津冀、長三角并列的治霾“主戰場”。在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看來，這并非偶然。
“雖然同為重點治理區域，汾渭平原的污染狀況實際比京津冀地區更糟糕。”彭應登告訴記者，從能源結構看，晉、陜、豫三地均為用煤大省，導致汾渭平原煤炭消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近90%，遠高于京津冀用煤高峰時80%的占比；從產業結構看，火電、焦化、煤化工等耗煤企業眾多，造成汾渭平原產業結構偏重，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進一步帶來高污染。
以煤為主也導致了交通結構的失衡。王金南指出，焦化、鋼鐵等行業均離不開大宗原料及產品運輸，但因鐵路運力遠未達需求，域內80%以上的運輸仍依賴公路。“本地和過境車輛流量大，重型車排放監管卻偏薄弱。”
數字同樣可直觀說明問題。記者發現，在多地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同時，汾渭平原的多項污染排放指數不降反升。例如PM2.5排名后20位城市中，2015年尚無汾渭平原城市，到了2017年，11城市中卻有6個入列。
地方問題各有側重
但根本癥結直指能源結構
污染“警報”升級，多位業內人士一致向記者透露，治理工作并不輕松。
“其實山西的壓力非常大，任務非常艱巨。”太原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山西省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袁進表示，截至2017年，山西煤炭消費仍占一次能源消費的84%左右，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4個百分點，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卻低于全國平均水平9個百分點。“資源優勢造就了山西，卻也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在治理主動性上，山西目前仍有不足。”
作為汾渭平原中唯一的省會城市，陜西西安是典型的能源輸入型城市，西安節能協會會長謝宏皓告訴記者，全市94%的能源消耗來自外部調入。“這也導致，近兩年盡管采取了大量治污措施，直到去年，主要污染指數依然不達標，PM2.5濃度不降反升，空氣質量持續惡化。今年雖然還沒過完，但可以判斷，全年優良天數達243天的目標肯定實現不了。”
同樣憂慮的，還有河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主任錢發軍。“河南煤炭消費占比超過73%，七大高耗能行業又占其中的95%，能源基礎薄弱決定了結構調整是我們的一大挑戰。但因人均公共財政支出全國倒數第一，政府補貼力度有限，持續支持新能源發展的壓力較大。”
“苦惱”各有不同，但根本癥結在于能源結構不合理。“治理起步較晚，汾渭平原的大幅結構調整才剛剛開始。尤其是能源結構優化，尚處非常初級的階段。”彭應登坦言。
嚴控煤質
到2020年實現煤炭消費負增長
癥結明確，下一步治理如何開展？記者從生態環境部相關方面了解到，基于2020年實現汾渭平原煤炭消費“負增長”的總目標，各城市目前正在測算具體減煤指數。
針對污染最為突出的采暖期，近日發布的《汾渭平原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已明確，加大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力度，晉、陜、豫三地各完成38.3萬、70.7萬、8.8萬戶替代目標。11月15日起，城市、縣城建成區及周邊使用的散煤和型煤，要達到1號產品的相關技術要求，其他地區禁止銷售、使用硫分高于1%、灰分高于16%的民用散煤。
對此，王金南認為，汾渭平原的治本之策在于能源結構及其帶來的產業、交通結構調整。“治理過程中，應重點關注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從根本上解決采暖季大氣污染嚴重的問題；加大焦化、鋼鐵行業落后產能淘汰力度，嚴控焦化、鋼鐵、電解鋁等產能過剩行業的新增產能；加快改變煤炭運輸過度依賴公路的現狀，提高貨物鐵路運輸比例。”
在大刀闊斧調結構的同時，彭應登提醒，要做好“一城一策”的規劃指導工作，謹防為急于填平歷史舊賬，而簡單粗暴實施減煤“一刀切”等行為。“天然的資源稟賦及多年發展模式，決定了汾渭平原的能源結構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無法要求其治理水平與京津冀絕對同步。更應重視治理方案措施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既要因地制宜、科學制定，也要做好階段性評估工作。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方案，這樣才能穩步推進，防止出現用煤反彈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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